7月22日，据媒体报道，河南鹤壁19岁男生打车从上海虹桥高铁站到浦东新区，本与司机谈好价格，但付款时不小心多打了一个0，索要无果，数日后轻生。 死者的哥哥郭先生告诉潇湘晨报记者，3月29日弟弟从老家去上海投奔堂弟，在虹桥站下车时一个网约车司机拉他坐了车，这名司机让弟弟取消了网络订单，说到站后直接转账给他。从虹桥站打车到浦东新区高东镇高宝路宝佳苑花了101块钱，结果弟弟多转了一个0，发现时司机已经走掉了。 第二天，弟弟和堂弟一起去杨园派出所报警，之后几天弟弟住在堂弟家里，弟弟向堂弟倾诉受到打击，堂弟就劝他没事把钱挣回来就行，没想到4月3日人就失联了。郭先生报了警，4日从河南到了上海，6日派出所查到在苏州穹窿山附近，但是附近派出所查了监控也没找到人，最后是游客发现了他的尸体，郭先生9日才得到消息，10日去认领了尸体。郭先生说，弟弟喝农药轻生了。 郭先生向记者提供的民事起诉状显示，经警方确认，死者乘坐车辆归属于上海锦权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经公司确认事发时该车的承租人为王某。事后，家人起诉司机王某，要求其退回多转的909块钱。家人通过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获取了王某的电话，不过联系不上。7月16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郭先生向记者提供了法院传票，显示案由为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郭先生说，王某没有到场出庭。 郭先生说，弟弟初中毕业后上了技校，一年后不读了外出打工，长沙深圳苏州都打过工，因为和堂弟关系要好所以想去上海找工作，去上海的时候身上仅带了两三千块钱，“弟弟联系司机退款未果，从3月29日到4月3日没有发生其他事情，谁也没想到他承受不了选择轻生。”郭先生说。 郭先生向记者提供了王某的电话，记者多次拨打截至发稿前都没有拨通。上海锦权汽车租赁服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王某租赁了他们公司的车辆，4月初已经退租了，之后公司通过法院才了解到这件事，此时司机已经离开公司结束合同了，公司配合法院去联系司机，但是司机现在联系不上。 记者根据郭先生提供的法院传票上的电话欲联系此案的法官，7月22日下午接线人员称其正在开庭，23日上午电话转至门卫处并告知审判员正在开庭，截至发稿，记者没有联系上此案法官。上海浦东新区杨园派出所接线人员称，欲了解案情需要线下到派出所窗口，未透露案件更多信息。 河南鹤壁19岁男子打车从上海虹桥高铁站到浦东新区，本与司机私下谈好100元，但付费时不小心付成1010元，索要无果，数日后自杀。 7月21日，男子哥哥郭先生告诉九派新闻，出事的是家中最小的弟弟，将满19岁，第一次来上海，本准备投靠在上海当地打工的堂弟，“但没想到刚到上海就出了这样的事情。” 郭先生介绍，3月29日，弟弟原本从上海虹桥高铁站下车，准备打车到浦东新区宝佳苑小区附近，出站时与一运营车辆司机私自约定了100元的车费，因操作失误，支付成了1010元，司机收钱后开车离开。弟弟发现后通过微信留言要求退款，司机没有任何回复。 4月3日晚，哥哥从同伴处得知弟弟有轻生念头，4日从河南赶赴上海，随后和家人及警方一同寻找，历经近6天，最终于9日晚上在苏州穹窿山发现弟弟遗体，并确认其于4月6日凌晨3点多喝农药自杀。 郭先生补充，事发到现在，司机从未主动联系过他们，刚开始跟司机打了一通电话还能打通，后来就再也无法接通。处理完弟弟的后事，郭先生把司机告上法庭，“7月16日开庭，他也没有到场”。 郭先生记得，3月29日，弟弟准备去上海投奔在当地工作的堂弟，“他不是第一次出远门，但是第一次到上海”。从上海虹桥高铁站下车后，弟弟由于对高铁站的出站方式并不熟悉，在出站口与一运营车辆司机商量，以100元的价格将其从上海虹桥高铁站拉到浦东新区宝佳苑小区附近。 据郭先生所述，下车前，弟弟通过微信二维码扫码转账的方式向司机进行支付。但因操作失误，向司机支付了1010元。随后，缓过神的弟弟通过微信支付记录向司机留言：“你好我这边付多了，能不能退回来。”但这条消息始终未得到回复。 31日，弟弟在堂弟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市浦东分局杨园派出所报警，但警方只帮忙提供了司机的车牌信息，更多的信息没法提供。 “这个事出现以后他就没有去找工作，一直在我堂弟那边住。”郭先生说，4月3日下午7点多，郭先生从堂弟口中得知，“弟弟不见了”，同时还被告知弟弟有轻生的念头。但这时弟弟已经联系不上。 4日一大早，郭先生从河南老家赶往上海，下午4点到了之后就开始寻找。并且向派出所打电话报案，调取监控情况。后来通过各方面查监控得知，弟弟跑到了苏州。 郭先生称，此前弟弟曾流转于苏州打工。郭先生随后又在苏州警方帮助下，排查相关监控，最终在苏州穹窿山发现弟弟遗体，“有游客主动报案说在山里发现了一个尸体。” 郭先生想到，在与弟弟失联后，他曾在全网搜寻弟弟消息。4月6日上午9时，他收到弟弟同学发来的消息。弟弟在当天凌晨4时许曾向该同学发了两条均为10秒的语音，语音里，弟弟的声音很模糊，很难听懂其在说些什么。直到10日凌晨，郭先生反复听取录音发现，弟弟在语音里说，“我喝了半瓶敌敌畏，过几天再和家里人说吧。” 郭先生介绍，加上弟弟，家里本来有5口人，弟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9月将满19岁，性格有些内向。父母都50多岁，父亲因身体患病已没有务工，主要靠母亲打零工，家庭经济条件一般。弟弟去世后，父母每天以泪洗面，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 “他原本准备去上海进厂打工，没想到刚到就出了这个事。”郭先生说。事发之后，他通过律师找到了司机的联系方式，但是只打通了一次，“我打过去说在什么时候我弟弟多付了点钱，但你多收钱了之后，没退给我们，导致我弟弟去世了。”郭先生补充，电话那头始终无人讲话，且在郭先生陈述后挂断了电话。后来该电话再也无法接通。 4月16日，处理完弟弟的一切后事后，郭先生向法院起诉了司机。据郭先生提供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传票”，郭先生以出租汽车运输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于7月16日下午2时在外高桥第二法庭开庭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