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那场婚礼，本该是61岁王老伯人生第二春的开始。他牵着比自己小16岁的任芳走进民政局，亲友们还在感叹 “老来伴”的缘分，没人想到——结婚当天，王老伯就突发脑梗，婚礼后半程是在医院急诊室度过的。 谁也没料到，这场“老少配”的黄昏恋，会在三年后彻底变味。2019年，王老伯因中风彻底失能，瘫痪在床，住进了养老院。而比他年轻16岁的妻子任芳，和他唯一的女儿王静，从此陷入了一场围绕监护权、旧改征收利益的拉锯战，三年间多次对簿公堂。 2024年11月21日，松江区人民法院佘山法庭的庭审现场，气氛像结了冰。原告是王老伯，但真正坐在原告席那里的是他的监护人、再婚妻子任芳聘请的委托代理人；被告席上坐着王老伯的女儿王静和她的委托代理人。 “请求判决松江区佘山镇的房屋依法分割，归被告所有，由被告支付原告折价款106万2500元。”任芳的代理律师话音刚落，就遭到了原告的断然拒绝：“被告不同意原告的诉请求，本案应当探究该分割是否是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处分以及是否最大程度的尊重了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这场官司的源头，是2020年王家的旧改安置。当时王老伯和女儿王静共获得一套100多平的旧改征收安置房，以及200多万补偿款。2021年，任芳先是通过诉讼成为王老伯的监护人。随后继母任芳就通过诉讼，以王老伯住养老院需要费用为由，起诉了继女王静，对征收利益进行确权。法院审理后，判决父女各占安置房50%份额，而200多万征收补偿款，王老伯分得110余万，王静得90余万。 可王静说，自从法院确权，钱转进由继母控制下的父亲的账户里，这110万就成了“谜”。“2023年2月到2024年8月，我爸账户里的110万被她每天用 ATM 机取现金，最后只剩42元2角9分。现在她又要分割房子，这不是明摆着掏空我爸嘛”，王静表示难以接受。 更让她揪心的是，领证当天，王老伯就脑梗住院了。也就是从那天开始，王老伯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连续多次脑梗。2019年，王老伯彻底瘫痪，左半身完全不能动，只能靠右手勉强比划。 王老伯的外甥林先生更直白：“我外婆生前就反对这门婚事，说‘她比你小那么多，图你什么？’果然，外婆去世后，任芳马上就来争遗产，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个人。” 林先生记得，2024年任芳刚打完外婆的遗产官司，就打电话要把户口迁进外婆留下的老房子：“他们自己有房，非要迁进来，不就是想多占一份利益吗？” 2021年6月，任芳带着王老伯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鉴定”；8月，任芳提起诉讼，法院指定她为唯一监护人。“刚拿到监护权，她就把我告了，第一次争征收利益的分配。”王静说，那是她和继母的第一次法庭交锋。那次诉讼，直到2023年法院二审判决才告一段落。通过诉讼，继母掌握了110余万征收补偿款的支配权。 时隔一年，继母再次以王老伯的名义起诉继女王静要求分割征收安置房。看着继母一步步的侵占父亲的利益，2024年8月，王静终于忍无可忍，向黄浦区法院起诉要求变更监护权。法庭上，她提交了银行流水：王老伯的110万补偿款，从2023年2月开始，被任芳每天通过 ATM 机取现，最多一天取5万，到2024年8月只剩42.29元。 虽然任芳在诉讼中辩称，她把钱存到湖南老家的银行，因为利息高。可养老院一个月6000多费用，王老伯退休金就有6000，根本花不了那么多！一年半花掉近40万，任芳的解释无法令法庭信服。 法官审理后认为：“110万元属大额财产，王老伯处于弱势地位，任芳将款项全部存入自己名下账户，已对其财产权益造成现实危险。”最终，法院判决王静与任芳为“共同监护人”，处分财产需两人同意。 回到2024年11月的父女共有房产分割案。因为，原告之一的继母任芳和被告继女王静成为了王老伯的共同监护人，而对被监护人财产的处分需要两位监护人的合意，这种共同监护人意见背离的特殊情况，使得法庭必须跳出“共有物分割规则”，转而优先适用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的原则。根据监护权案以及本案诉讼相关证据，被监护人王老伯病情平稳、照护正常，并没有分割房产的切实需求。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后，驳回了继母任芳的诉讼请求。不过在判决中，法官也强调，本次法院的判决，并不意味着父女共有的这套房产永远不能分割，而是本次诉讼中，原告妻子代表原告提出要求分割财产的理由和证据不充分。如果以后被监护人王老伯确有需要，法院还是会本着“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的司法原则，依法分割房产。 这场由黄昏恋引发的风波，戳中了太多现实问题：老年人再婚如何平衡感情与财产？失能老人的监护权该如何规范？“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如何真正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