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绩一般、难以留校，博士延毕两年，没有海外背景——这样的科研人生开场，似乎可归入“开局不利”，常见的剧本是及时止损转行。 然而，有一位年轻人没有打退堂鼓，反而坚持坐了十年“冷板凳”，终于在2019年走到了激光尾场电子加速应用的世界前沿——基于此把大型的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变成“台式机”，他验证了实现的可行性。此后，奖项荣誉接踵而至。 这一路“逆袭”的背后，是什么在支撑他？6月26日，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举行的“报国讲坛”上，来自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王文涛研究员吐露了心声。 今年45岁的王文涛，成果已4次入选“中国光学十大进展”，不仅拿到国家“杰青”，还获得上海“最美科技工作者”“中科院2021年度创新人物”“上海优秀学术带头人”等荣誉。 “其实，大多数荣誉都是在2020年后才来的，之前十年可以说是——默默无闻、毫无波澜。”王文涛坦言，从本科算起，自己好像是一个“小透明”。 本科成绩一般，没能留校，王文涛通过保送外推，从中山大学物理系来到上海光机所读研，因为当时毕业设计做的氦氖激光管只有20厘米，他向往“上海光机所有比足球场还大的激光装置”。 来到上光所，了解光机所，王文涛感觉自己特别幸运。这里可谓是“中国激光的摇篮”，在1993年到1999年间连续出了4位院士、获得十多项国家级科技奖励。 “20年前，所里很多老院士身体还健硕，随便在路上、食堂里，就能碰到一位。”王文涛说，自己办公室离徐至展院士的办公室很近，在周末经常能遇到加班的徐院士，顺便就能跟他请教，后来还拜入徐院士门下读博。 博士阶段，王文涛尽管有机会操作几百万元的科研设备，极大锻炼了自己的实验能力，却还是因科研未满足毕业条件，延期毕业近两年——这在读博大军中算是一个“弱者”。 留所工作后，他按照实验室研究需求，转向激光加速器的仪器项目研究，但远远低估了这项研究的难度，进展颇为不顺——重大仪器研究方案遭遇重挫，课题组大规模离职，3年没有新进人员，头上没有任何“帽子”，申请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连续3次都没有成功…… 就在参与项目的第5年，王文涛找到重大仪器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时任上光所所长的李儒新，试探地问：“我做了五年也没做成，可以换个方向吗？”“不能！这个方向很重要，国家非常需要，哪怕做十年，也要做下去，直到做成为止！”李儒新的话斩钉截铁，没任何商量余地。 把足球场一样大的激光器变成“台式机”，可以降低成本、易于使用，促进新的科学发现诞生。但让光子加速过程从“公里级助跑”变成“米级”，就一定要从基础研究去突破。 2013年，王文涛在两个集装箱搭起的临时数据收集工作间里，写下了“加班奋战300天，不见出光誓不还”的口号，没想到这场奋战坚持了3000多天。 “那段时间，整个人都像在迷雾中，不知道脚下的路是对是错，也不知道希望在哪里。”王文涛说，正是在那个时候，他感受到了科研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信任。 “向世界证明这个方案不可行，也是一种成功。”李儒新的这句话，让王文涛重新振作起来。在同事们的相互鼓励下，他和团队一起开始尝试第三种、第四种方案…… 终于，在2019年12月31日凌晨，他们在国际上率先完成了台式化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原理的实验验证。2021年，论文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自然》上，轰动了整个激光加速领域。 回想起十年“冷板凳”岁月，王文涛觉得，挑战激光最前沿的十年，能熬到最终成功的那一刻，关键在于上光所在自己一无所有时，给予了最珍贵的信任和支持。 就在那次没给王文涛任何退缩余地的谈话中，李儒新允诺保证他不用为收入发愁，“从助研到副研，我一直是同级别中收入最高的”。 2020年，上海光机所推出“尚光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尽管当时王文涛的论文还没在《自然》上发表，但仍获得甲类支持，税前收入一年多了近25万元。 “这让我跟家里人说要去加班的底气足了很多。”王文涛说，更重要的是感受到了一种信任和支持，“在我没有任何帽子，甚至只有两篇不那么起眼的论文时，这种激励是极其巨大的”。 现在，上海光机所已发展出了针对年轻人的“三航”计划，通过引航、导航、启航，针对青年职业发展需求，全方位形成常态化工作机制，营造人才辈出的生态环境。 一边羡慕年轻人的幸福，一边也成了一位“引航人”，王文涛想要把这种宝贵的信任和支持，传递下去，让每一位青年都学习“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的科研精神。 “最近，我们同国内的合作者在国际上首次证明台式缪子源的可行性。”王文涛觉得，经历过“跟跑”到“领跑”，年轻科学家更要在科研生涯的早期就拥有全局视野——中国已经到了摒弃人盯人的“打篮球”战术的阶段，年轻人要学会“下围棋”的思维，从全局着眼，看懂落子意图，用战略定力增强自己的科研定力，在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成就个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