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进口药品和铜征收高额关税，其中药品关税可能高达200%。但将给药企至少一年的时间，在关税生效前将供应链转移回美国。这一举措背后，是美国决策圈面对全球生物医药，尤其是创新药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危机感和不自信。 前段时间，美国国家新兴生物技术安全委员会（NSCEB）在提交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正以系统性战略挑战美国生物技术霸权。”以抗体偶联药物（ADC）为例，这种被誉为“魔法子弹”的医药技术主要用于癌症治疗，能充分反映生物医药产业的技术实力、研发深度和产业竞争力。而在2025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公布的全球184项ADC研究中，中国药企独占89项、占比近半。这份新历史纪录成为中美博弈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注脚——曾经由欧美主导的创新药赛道，正在经历“攻守易势”的深刻变革。 2010年之前，中国药企在全球创新药版图中几乎“隐形”。彼时，美国药企凭借先发优势，牢牢占据全球创新药市场的领头羊地位，而中国药企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仿制药。到了2015年，中国启动药监改革成为转折点。得益于吸引大量海外生物医药顶尖人才归国创业与创新积累，国内制药行业上游产业链逐步形成自主创新体系，快速建成了全球最强的CXO能力。这是一项涵盖药物研发（CRO）、生产（CMO/CDMO）及商业化（CSO）全流程全链条的医药外包服务。1类创新药上市数量从2018年的9个飙升至2024年的48个，还推出了临床试验“30日快速审批通道”，快速缩小与美国的差距。 这一“跨越”离不开政策、资本与人才的协同发力。国家医保局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将新药从获批上市到纳入医保目录的时间从原来的5年左右降至1年左右，80%的创新药在上市2年内实现医保覆盖。资本市场也不甘示弱，2024年中国药企完成超90笔海外授权交易，总金额突破500亿美元。2025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BD（业务拓展）出海交易已超过50起，仅披露的合作总金额就高达484.48亿美元，今年有望创下新高。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一项研究显示，在人工智能、航天、量子技术等五大关键技术领域中，中国在生物技术领域已蜕变为“关键竞争者”，最有可能率先赶超美国。 对此，美国决策圈的危机感与日俱增。2023年底美国《生物安全法》草案就明确限制美国联邦机构与“药明系”和“华大系”共5家中国药企的商业合作，“赤裸裸”地开展“技术脱钩”。随后在今年4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宣布禁止中国学者访问关键生物医学数据库，6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宣布启动涉华专项审查。 颇为讽刺的是，一边是美国政策圈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展开围追堵截和技术封锁，另一边是辉瑞、默沙东等美国制药巨头与中国药企签下的创新药授权协议不断刷新规模。有机构统计，2025年一季度中国创新药授权交易达41起，总金额369.29亿美元，3个月交易额已逼近2023年全年总和；5月，辉瑞与三生制药达成总价60.5亿美元协议，刷新了国产药出海纪录。如今，美国药企已对中国形成“习惯性依赖”，中国产线、原辅料和临床试验也成为美国药企的重要选项，某些关键环节甚至是唯一选择。美国资本“用脚投票”在所难免。 产业的“剪刀差”发展趋势背后，是中美创新药科研博弈的具象表现。NSCEB报告显示，中国在合成生物学高被引论文中占比从2010年13%升至31%，美国则从45%降至28%。成本思维与人才红利下的工业模式，才是中国生物医药“高性价比创新”的灵魂所在。中国创新药的研发成本仅为美国同行的30%甚至20%，研发周期却比国际同行短30%以上。一名从业者直言：“我们的优势在于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患者获益的速度。” 尽管政治博弈加剧，但中美产业链上下游的深化协同难以逆转。阿斯利康中国区总裁曾判断，“中美在基础研究、临床试验等环节的互补性，短期内无法被政治因素取代。”即便美国试图通过“生物制造回流”重塑产业规则，也无法阻拦中国以开放姿态构建全球创新生态。开放合作将是未来创新药发展的主旋律。 回望中美创新药竞合史，胜负手始终在于谁能构建更开放包容、高效有序的创新生态，而不是维护技术霸权。面对中国以政策引导、临床驱动、开放合作重塑竞争格局，若美国固守技术封锁与保护主义，恐将错失生物医药革命的下一程。正如美国媒体哀叹，“当中国药企已经开始定义‘全球新药’标准时，美国再谈‘脱钩’为时已晚。”这场关乎人类健康福祉的创新竞赛，也终将回归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零和博弈是“穿肠毒药”，开放协作才是“治病良方”。（作者是浙江大学金华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