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打到墙上的东北抗联历史照片上，照亮他左眉骨上一道深陷的疤痕，左肩窝处的旧疤在军装领口若隐若现——那是81年前少年特工“小猫”与日寇刺刀搏命的印记。 1943年1月，当3位“黄豆商人”踏进豆腐坊时，王济堂第一次听到新鲜的抗日主张和抗联队伍英勇的斗争事迹：伏击日伪运输队、智取肇源县城……他听得热血沸腾。 “从今以后，我的豆腐坊就是你们的秘密联络点，我的侄子你们也带着打鬼子吧!”同样痛恨侵略者的王守璧掀开里屋门帘，3个身影从暗处现身——他们是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张瑞麟、三棵树铁路工厂地下党支部书记董丽泉和抗联交通员韩大爷，棉袍下藏着的驳壳枪若隐若现。 “我再也不想过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再也不愿看到伯父被日本人欺负!”听到质疑，王济堂突然抓起灶台上的铁钳砸向磨盘，火星四溅，“您让我咬鬼子脖子都成!” 在日军严密控制的工厂，机敏的特工“小猫”开启了“蚂蚁啃骨”式的破坏：趁敌不备砸坏精密机器、卸下关键阀门换上废品、将铁屑偷偷塞满车轴与车床的油盒、悄悄割断连接机车的胶皮管……年仅13岁的他，凭着机灵劲儿屡立战功。有人评价他：“面黄肌瘦像只小猫，可打鬼子的心比铁还硬。” 为了拓宽情报来源，灵敏的王济堂很快练就了一身追火车、扒火车、跳火车的本领。就在潜伏的第二年，14岁的他经历了一次危险。 1944年7月，为了刺探日本关东军的军事情报，王济堂穿上铁路制服，怀揣铁路“身份证明书”和通勤票，手提检车锤，扒上开往伪满“首都”新京(长春)的运兵专列。 “你们要去哪里？苏联吗？”潜伏工作让王济堂很快熟练掌握了日语，凭借标准的口音和小孩的长相，他向车内的关东军打探起情报。 “不是，是去缅甸。”看到身穿铁路制服、身材矮小的王济堂，被搭话的关东军并无多少防备。可正当王济堂准备离开专列时，另一名警惕的关东军突然扑来，狞笑着用刺刀抵住他后背：“进车厢问话!” “要是大个子早被捅穿肚子了!我往下一蹲，刺刀‘噗’地攮进左眉骨!”鲜血瞬间模糊了视线，王济堂偏头再躲，第二刀深深扎进左肩窝，“嘴唇豁开了，血哗哗地往喉咙里灌”。在日军拔刀的间隙，满脸是血的王济堂如小猫般蜷身跃下飞驰的列车。 荒草碎石剐破衣裳，雨血混杂间，王济堂拖着受伤的身体艰难跋涉。回到豆腐坊时，他第一时间将打探的军事情报转交出去。 这份染血的情报经地下党急送苏联，苏联方面综合各方面信息后，决定把驻西伯利亚的76万军队调往苏德战场。少年特工立下奇功。 抗战硝烟已散，王济堂的身影却并未远离战场。他先后参加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最终在公安战线上继续报效祖国。哈尔滨市公安局道外分局内保科成了他的新“阵地”。他与同事3年间破案300余起，被评为“破案能手”。 那段代号“小猫”的惊险岁月，连同累累伤痕的由来，被他深埋于心底数十年。严守党的秘密，是隐蔽战线战士的铁律，哪怕对至亲亦守口如瓶。女儿王窕颖坦言：“父亲身份特殊，我们也是后来才隐约知道的。” 面对这枚象征无上荣光的勋章，王济堂却心如止水：“这荣誉属于全体抗联英烈，非我一人可独占。”不久，这枚意义非凡的勋章，被他郑重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希望有更多人通过小小的勋章，了解抗联的战斗岁月。”他说，“作为幸存者，我所做的和英烈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身份公开后，王济堂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他书桌的灯光常常亮至深夜，笔尖在稿纸上沙沙作响。《英雄无悔》《在日寇刺刀下脱险》……一篇篇饱蘸血泪的回忆录接连问世。他还加入了哈尔滨市党史研究会，与百位老党员一起，将尘封的抗联故事转化为鲜活的教材。 他的家，也俨然成为一座微型的“抗联精神陈列馆”。墙上照片里，他与年轻官兵、莘莘学子并肩而坐，锦旗、奖状环绕四周。王窕颖退休后成为父亲最得力的助手，悉心整理浩繁的抗联史料：“父亲的故事是珍宝，要让更多人知道那段历史的分量。” 去年初，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内，这样一个场景令无数网友动容：得知台湾小朋友“小当归”一家前来参观，王济堂特意前往。他温和而坚定地为孩子们讲述民族共同的伤痛与抗争史，并将一幅亲手书写的书法赠予他们——“希望小当归常回家看看，必能促进两岸和平发展”。墨香氤氲间，历史的悲壮与对未来的期许交织，家国情怀跨越海峡。 王济堂总说：“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所做的也是渺小的事。”然而，正是这“渺小”身躯里迸发的无畏勇气、这“渺小”代号下进行的谍战、这“渺小”自我对功名利禄的看淡，熔铸成民族脊梁最坚硬的钢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