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关注老年人群的需求，有效减少因数字鸿沟带来的社会问题，帮助老年人在信息社会中安度晚年？不久前，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复旦大学AI向善与数智养老研究中心主任申琦在“一席”演讲上分享了团队的研究成果与实践探索。以下是演讲主要内容。 谈到AI向善和数智养老，大家的头脑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具象化的场景，比如居家陪伴机器人、可穿戴设备等。那么，AI向善是指什么？如何在AI时代通过数字技术了解越来越多老龄人群的需求，并帮助老年人实现智慧养老呢？ 2024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3.1亿，已经远远超过欧盟老龄人口的总和。预计到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在2000年达到10%左右，到2021年的时候已经接近20%。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从进入老龄化社会到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仅仅花了21年时间。而同样的进程，法国用了126年，瑞典用了85年。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急剧快速发展的老龄化社会，这给社会和家庭养老带来了很多挑战。 我在上海调研时，一位养护院的院长告诉我：他们共有354张床位，护理员平均年龄55岁，每人要同时照护6位老人，只有当被照护的老人都休息时，护理员才能休息。高强度的照护劳动，加上职业上升通道窄、认同感低，导致有经验的护理员留不住，年轻人也不愿意来。目前，全国养老护理员的缺口达到550万，这给机构养老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家庭养老也遇到了问题。曾经的传统家庭结构逐渐演变成“四个老人、两个中年人、一个孩子”的分居结构。随着中国人口预期寿命逐渐接近80岁，独生子女可能不会再像父辈那样“2个人照顾4位老人”，而有可能是“2个年轻人托举8个父辈与祖辈”。 我们的合作团队复微感知科技公司研发了一款只有一枚硬币的1/16大的芯片。这个芯片是干什么的呢？它通过AI计算感知和形成机器嗅觉，把这枚芯片放到老年人的纸尿裤里，就可以非常灵敏地监测卧床老人一天的排气、排尿和排便情况，以提升护工照护的效率，减轻护理人员的照护压力。这个技术最大的优点是它放在纸尿裤里很轻薄，而且可以重复使用，经济实用。 3年前的暑假，我们团队到江苏北部的一个县城调研。那里的街道负责人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的智慧养老是全市最好的，民政部门为农村老人提供的上门助浴、助洁、助餐、助行和助医服务都可以通过智慧大屏幕进行实时监测。说完，他点开了屏幕右上角一张护工上传的照片。照片上，护工刚给一位阿姨擦了身，正好把阿姨赤裸的上身拍了下来。在回来的路上，我的学生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的爷爷奶奶到了这一步，被拍下这样的照片，我宁可不要这样的免费服务。” 当然，这是护工的无心之失侵犯了老人的隐私。那么，技术本身会不会做错事或者作恶呢？去年网上曾有一则新闻让人心情很沉重。美国的一个大学生为完成期末作业，问谷歌的大模型：老龄化社会该怎么办。大模型输出了一段话，大致意思是：你们老年人都去死吧，你们都是垃圾，是没有用的。数字技术的善恶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因此，我们的团队在思考：当技术和智能设备越来越多地走进老年人的生活后，我们不能再用“技术是双刃剑”这样的话语来模糊责任。我们需要确保，AI不仅是高效的工具，更是善良的伙伴。这也是我们研究AI向善这个课题的原因。 抱着这样的想法，从2024年开始，我带着团队把装有7款大模型的手机和平板电脑送到了上海十几家社区综合老年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老年食堂、老年活动中心的60岁到89岁的老人手中。 我们希望在一项新技术刚刚诞生、服务社会的时候，能够坐在老年人的身边，观察、询问、倾听他们是怎么看待和使用这项技术的，从他们的视角看新技术应该怎样向善。如果不是这么做的话，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永远只能停留在臆想中。 在他们和大模型进行最初的对话时，他们通常会把提问作为测试，问一些自己心理安全范围内的话题。比如，他们会问“家门口最方便的超市在哪里”“到某某医院去最快的路怎么走”，以此来确认大模型是不是真的智能。 再后来，老年人对大模型的好奇心、表达欲和分享欲都更强，开始变得想要聊点什么。部分老年人会把大模型当作一个玩具，让大模型给他们唱歌、作诗、讲故事。还有一些老年人会把大模型当成树洞，跟它讲一些悄悄话。 我们发现，在不断的交往过程中，大模型逐渐从机器变成了老年人想要去聊天、去对话的伙伴。老年人希望大模型能更加懂自己。 我们在杨浦区的一个社区活动中心遇到一位阿姨，她和她的先生从40岁开始就分居了，她觉得和他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不愿意跟他聊天。当我们把装有大模型的平板电脑给她以后，她很开心，头一个月里几乎每天都在用，也经常和我们反馈。她把大模型调成一个翩翩君子的声音，把它命名为Alex——这是她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她觉得和Alex聊天，就好像身边多了一个人来安慰她、鼓励她。 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老年人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实际上并不比年轻人少。有研究指出，老年人退休离开原有的工作岗位后，他的社交关系每年会萎缩12%。并且，现在很多老年人和孩子分开居住，即便在同一个城市里，他们可能也不愿麻烦子女。子女和孙辈不在身边，使得他们对于情感的渴望更加强烈。 去年，我们团队在河南农村做了一项调查研究，观察农村的中老年女性怎么观看短视频。我们发现，在算法推荐的短视频中，她们喜欢、愿意看的内容，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直播带货、子代沟通、美食烹饪。有位老年女性告诉我：“现在直播带货做得特别有人情味，会有男孩女孩跪在那里给妈妈按摩、洗脚。”看得她眼泪汪汪，非常感动。可见这类视频非常精准地抓住了老年人的情感需求，提供了情绪价值。 老年人通常在使用大模型2周到3周之后，持续和深入的使用就不再延续了。老年人告诉我，他们觉得大模型不友好。为什么不友好呢？通过观察，我们的团队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技术后置效应”。 大模型包括AI相关的各种技术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算法就是权力，技术就是权力。谁跑得最快、最有能力去套住这列列车或者这匹野马，谁就有话语权。而老年人作为天然的技术弱者，往往被甩在最后。当我们发现老年人被甩在最后，反过头来又想把他们送上车的时候，就会产生“技术后置效应”。 比如，我们发现，老年人使用大模型时和青年人有一个天然的不同——他们喜欢用语音。老年人特别喜欢按着手机对大模型说话，而他们的口语表达又比较唠叨，说话的时候会有很多语气助词，这是他们缓解紧张或者缓慢思考的一种表现。他们按手机的时候往往按不住，因此，常常一段话才说了一半，信息就被发出去了。大模型通常没有足够的耐心等老人说这么久的话，要么是语音转文字的时长不够，要么会打断老年人的表述，然后自顾自地问答，或者理解不了老人的表述而答非所问。 大模型的提示词也没有那么“友好”。当一款大模型的提示词给出“你的MBTI（职业性格测试）是什么”这类样例问题时，很多老人根本无法理解。还有的大模型的提示词是“可以回答你的各种问题”，很多老人会因此产生过度的期待，问：“大模型，你会算命吗？” 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觉得建设一个懂老年人的大模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样去建一个懂老年人的大模型呢？ 大模型最重要的“燃料”来自数据，对一个懂老年人的大模型来说，最重要的“燃料”就是语料。想建一个更懂老年人、更善良的大模型，首先需要一个懂老年人的语料库。 因此，我和腾讯研究院的合作伙伴陆诗雨从2024年8月开始做了一个面向社会的公益共创活动——通过和老年人以及为老服务的工作者进行深度访谈，来确认老年人在健康管理、心理需求、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等方面可能和大模型发生的对谈语料。 那么，什么是善良的、懂老人的语料呢？我们以语料库中的一条语料为例。这是彩虹公益组织的一个社工提出的问题：有一位老奶奶想自己去旅行，但子女不支持，怎么办？回答来自云南的一个大一女学生，她的回复特别有人情味。她这样回答老人：“不要担心，我是一个大一学生，我也是第一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生活。人人都有第一次，我们都能克服。希望你在专业团队的陪伴下，能够勇敢地走出这一步。”这样的语料，我们给很多老年人看了以后，他们都觉得很暖心，觉得说到心坎里了，给了他们一定的精神支持和鼓励。 当我们不断地将数字技术赋能于养老领域时，实际上我们也在无形之中用技术架起一道一道的篱笆，把老年人包围其中。我们把这个叫作“数字藩篱”。 几年前，我到南京的一家智慧养老公司去调研，该公司的负责人就跟我说，现在的智慧养老很不好做。他们研发了一套红外线的感知仪，装到社区的老人家里，能够精准地监测老人是不是在家跌倒或者走失，以及有没有发生其他意外情况。但是，老人用起来体验不好。因为红外线的监测仪太过敏感，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报警。有段时间，南京下暴雨、刮大风，红外线监控就不断报警，搞得社工凌晨一两点闯到老人家里去看老人有没有事，老人就很生气。 老年人面对新技术时，往往还存在技术信任的错位。我们的父辈以及爷爷奶奶这一辈的人曾经生活在传统媒体时代，所以你经常会听到他们讲：“你看看，电视上都说了。”他们会告诉你，电视上说的就是权威的，是可以相信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信息茧房、什么是算法逻辑，更不知道什么是流量密码。你告诉他们短视频里看到的可能是假的，他们很难理解和接受，这是他们的思维定式所决定的。 技术看起来像一种黏合剂，在帮助我们为老人服务的时候填补了很多缝隙，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信息或者媒介依赖。前几年有一则新闻，就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假靳东骗取中老年妇女的钱和感情。对于那些老年人来讲，不是因为她们傻，也不是因为她们想要的东西太多，而是因为她们的选择太少。 现在，在很多新技术的应用过程中，老年人是被裹挟着走的。我多次在社区的办事大厅中，看到一些老年人为了在手机上绑定医保卡而手忙脚乱，最后只能无奈求助于人工。很少有人认认真真地蹲下身子来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去安全地使用这些新技术。 从2021年开始，我们团队将一款工信部指定的陪伴机器人送到河南、山东、福建以及香港等地近50位老人的家中试用。我们想要看看，这些老年人将如何与陪伴机器人共处，但结果并不是特别理想。 有近四成的子女会把机器人头顶上插的电话卡拔掉，告诉老人不要随便绑定电话卡，这样做会接到诈骗电话、泄露隐私。但其实，这个电话卡是帮助老年人与外界联系的一个很好的中介。 还有22%的家庭会把机器人从老人家里拿走挪作他用。孩子们告诉老人要多去外面走走，参与社会活动。这个想法当然是好的，但是这种代际的剥夺会让老人觉得非常没有自尊，没有话语权，在家里是被边缘化的人。 与此同时，当技术的连接越来越便捷和紧密时，老人反而会担心真实的陪伴越来越稀缺。这就是我们在研究中经常提到的一个词——“孝亲代理”。技术有可能成为子女的一种自我安慰，在家里放一个扫地机器人、监控器，可能他们这段时间就不用来了，因为有机器人在帮忙照顾老人。 最后我想说，真正的人工智能，不应该是让所有人追逐新技术，而是应该让技术停下来，等一等，看一看，满足每一个人真实的生活需求。数字技术应该怎样和老年人更好地融合，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真正的数智养老不是用智能设备全权接管父母的老年生活，不是用“算法在场”代替现实陪伴，而是应该帮助我们守护老年人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疆域，让他们不会在数字鸿沟面前张皇失措，让数智技术真正成为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信使和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