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资料显示，雷军系湖北省仙桃市人，他于1987年考入武汉大学，仅用两年时间，便成功修完大学四年所需的全部学分，提前完成学业任务。 可以说，雷军一直对武汉大学怀有深厚感恩之情。自1997年开始，他便踏上回馈母校的征程。当年，他在武汉大学设立“腾飞奖学金”，旨在激励更多优秀学子努力奋进。此后又设立“雷军奖学金”等项目。 2016年10月，雷军捐赠近1亿元用于支持武汉大学建设人工智能教学科研大楼——雷军科技楼，该大楼于2024年6月20日正式投入使用，为学校相关学科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提供了优质硬件设施。 2023年11月29日，在武汉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雷军再次慷慨解囊，向母校捐赠13亿元人民币。值得一提的是，这笔捐赠刷新了武汉大学建校以来单笔最大捐赠额，也是全国高校收到的最大一笔校友个人现金捐赠。 在产业合作层面，小米集团与武汉大学的合作也在不断深入。例如，2018年4月，双方签署共建人工智能联合实验室的合作协议；从2024年起，武汉大学在计算机学院新设“雷军班”；同年，武汉大学联合小米成立机器人系，今年7月初，升格为武汉大学机器人学院。 7月25日，武汉市经开区人民法院就“武大图书馆事件”一审宣判：男生当时的行为无法被认定为“自慰”，有抓痒的高度可能，且事发场景开放，两人无交流，无法认定男生有性暗示或性挑逗行为，不能认定其针对特定对象实施了性骚扰，驳回女生杨某某的全部指控。女生杨某某败诉，其在互联网平台的言论成为舆论焦点，新的一轮网暴正在上演。 这场风波成为舆论焦点，始自2023年10月。彼时，杨某某认为自己在图书馆遭遇性骚扰，拍视频取证、要求肖某某写下道歉信后，杨某某将其举报到学校。武大在3个月中未作出有效处理，不满于学校处理的进展，杨某某在网上发帖陈述自己的遭遇。 舆情高涨3天后，武汉大学迅速公布称已对肖某某的“不雅行为”给予记过处分。其后，肖某某遭网暴“开盒”：个人信息被泄露，照片被制作成花圈、遗像在网络传播。本人罹患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被精神病院建议收治入院。肖某某的家人也遭遇网暴，据肖家称年迈祖父受刺激后离世。 2024年2月，肖母替儿子公开发声称“不是性骚扰”并晒出湿疹病史，网络舆情转向分化。一部分网友转向，对杨某某的“诬告”表达质疑和辱骂；还有一部分网友，持续传播有关肖某某及其家人的不实、辱骂信息。 2024年6月20日，杨某某自武大领取到毕业证书后，在武汉市经开区法院就性骚扰一事提起民事诉讼。日前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就“是否为性骚扰”作出了法律层面的认定，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网暴。 作为性骚扰纠纷，该案为不公开审理案件。在等待法院判决前夕，女生杨某某通过网络平台发布了大量涉案证据以及情绪化言论。法院判其败诉后，杨某某一度在网络平台贴出判决书，曝光男生肖某某和自己的身份证号、联系方式、家庭地址等个人信息，曝光了该案的相关证人、代理律师信息。 而当杨某某在网络平台发布自己“已美美保研”“将继续提供证据阻止肖某某升学”的言论后，网友被“触怒”，有网友举报杨某某毕业论文错漏造假，对武汉大学、及其当前所在的香港浸会大学进行“轰炸式”投诉。 针对杨某某的网暴也进一步升级：有网友“开盒”了杨某某的手机号、家庭住址、社交媒体账号、求学履历、手机IMEI等个人信息；还有网友甚至公布了声称是其父母、同户人、大学室友的个人信息。 恶意评论、造谣传谣、人肉搜索、泄露个人隐私，在武大图书馆事件事发700多天来，无论是此前对肖某某的“网络处刑”，还是当前对杨某某的“正义声讨”，在该事件推进过程中，层层升级的网络暴力一直在无尽蔓延，涉事双方先后被“开盒”，连带该事件的目击证人、报道该事件的媒体都成为网暴的“靶子”。 网暴带来的只有伤害，无助于问题本身的解决；曝光个人隐私信息、人肉开盒更是违法。穿过这700多天的舆论，我们要如何讨论“武大图书馆事件”中的真问题：当遭遇疑似性骚扰时，应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举报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但如何合理使用举报权？当年轻人的边界感更强、法律意识更高，高校要如何构建高效的涉性骚扰纠纷处理机制？ 南都数字经济治理研究中心长期关注隐私保护、网暴治理相关议题，2024年初曾关注跟进这一事件并刊发《武大性骚扰事件涉事男方首度发声:系隔裤挠痒，已就网暴起诉》报道，客观呈现涉事双方声音和态度，明确表达了在未经事实裁定的情况下贸然赛博升堂引导网络私刑的不可取。 彼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碧曾就此案谈到：举报往往通过召唤权力以达到压制另一方的目的，一旦滥用就可能放大人性的幽暗，一定要慎重。尤其涉及到性侵害、性骚扰的举报，因为它自身具备话题性，能够迅速传播，很容易掀起网暴。“所以不要轻易依赖舆论审判，它可能无限支持你，但也可能反噬你。” 南都：武汉市经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不能认定男生肖某某针对特定对象实施性骚扰”，在女生杨某某败诉后，网友将该案称作“武大图书馆诬告案”，你认为这是“诬告”吗？ 杨某某的败诉是法庭认为她主张性骚扰事实成立的证据不足，判决中的表述是”现有证据无法达到证明肖某某在‘自慰’的目的”，但证据显然支持这个基本事实：肖某某确实在用手摩擦大腿中间部分。这一点她没有捏造，因此不具备诬告的故意。但杨某某可能在此后会面临肖某某的名誉权侵权之诉。 我国民法典对性骚扰的构成要件规定：首先违背他人意愿；其次，方式是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进行的滋扰；最后，这种滋扰是与性相关的，是不适的。 从这个角度讲，女方显然认为涉事男生实施了“性骚扰”行为。设想一下，一个异性坐在书桌对面反复摩擦裤裆，你只要注意到了必然会产生与性相关的心理不适。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选择忍气吞声离开，也可以大声斥责，这种场景很多大学女生都遇到过。 本案中的受滋扰方现场录下了多段视频，拍到男方确实“把手放在两大腿中间，有轻微且不规律的动作”，取证完成后还要求对方写道歉书，并将证据交给了校方处理。这不论在证据意识还是程序意识上，已经优于很多其他个案。但即便如此，本案还值得慎重考量男方的辩解。男方同样有证据证明，他患有特应性皮炎，尤其是在大腿根部内侧有湿疹，天气炎热会引发瘙痒。所以，到底行为人是在湿疹挠痒还是一时性冲动呢？这似乎是一个罗生门。 所以，无论对于校方还是法官，本案的事实认定都是难题。学校的处分与法院的判决是在各自的证明标准下完成了事实认定，校方或许基于校园管理的审慎立场，法院则恪守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我也希望女生能够尊重司法的审理程序和判决结果。 南都：杨某某对性骚扰纠纷的投诉从校内投诉转向网上公开发帖，涉案双方遭遇的网暴也随之而来。你为什么一再强调“涉及性侵害、性骚扰的举报，不要轻易依赖舆论审判”？ 陈碧：在这起案件中，指控者与被指控者双双沦为网暴的靶心：一方被贴上“诬告者”的标签，另一方被冠上“性骚扰”的罪名。而这一切都是从网络举报开始的。 一直以来，涉及到性侵害、性骚扰的举报，因为自身具备话题性，能够迅速传播，很容易掀起网暴。这种举报的本质是“私力制裁”，可能对无罪推定、正当程序等价值造成冲击，所以要慎之又慎。 借这个案件，我也想再次呼吁，不要轻易依赖舆论审判，它可能无限支持你，但也可能反噬你。我也建议网友不要轻易加入其中，当事件又一次上升为性别对立时，在评论时要警惕这种“杀气”对理性的吞噬。 在这个时候，机构媒体和自媒体特别应该呼吁抵制网络暴力；互联网平台也需要主动作为，过滤侮辱和诽谤的言论，不能助长个人隐私信息、网暴言论的传播。 南都：当前杨某某身处网暴漩涡。但有网友认为，举报她毕业论文中的错漏问题，给武汉大学以及香港浸会大学写邮件要求依校纪校规进行惩处，都是在行使公民的监督权。如何把握公民监督权与网暴他人的边界？ 在对学术不端的监督中，我认为还是要把事情和人分开，通过教育系统正当的渠道和流程来行使监督权，等待学校依据正当流程作出的处理结果。而不要把它变成围攻某一个人的工具，不达目的不罢休。 在本案中，凸显出性骚扰和网络举报之间的一个错位。杨某某在网络举报和之后的一些动作，在某种程度上超过其正当权利保障的界限。这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维护个人的正当权利，也需要在合法的边界内主张，防范对于他人权利的侵犯。 我一直记得这样一个细节，2024年南都N视频记者辗转与武大涉事女生取得联系。她称此前并不知道肖某某长期患有应激性皮炎。这说明事发之后三个月的沟通几乎没有任何有效信息的传达。如果双方能够在校方的主导下完成解释、达成谅解，也许事情就不会走向网上发酵、学校再仓促处理的结果了。 最近有很多声音指责武汉大学：如果校方能够更主动、积极地介入处理，是不是能够更好地解决校园性骚扰？如果学校的处分能够更具备公信力，是不是就能获得各方的认可而不至于寻求司法救济？ 无论是大连工业大学还是武汉大学，似乎都没能在“维护声誉”和“保障权益”之间找到平衡，官僚体系更擅长应对流程化事务，却对这类需要人文关怀、确立权利边界的事件缺乏经验，最终导致处理结果要么激化矛盾、要么流于形式。 对于涉及性骚扰纠纷的处理，作为高校，要建立有效预防和科学处置性骚扰的工作制度，这不仅是武大的功课，也是所有高校的功课，年轻人正在倒逼高校和职场的工作制度变革。 比如，要确保在接到举报后能够迅速启动调查程序。调查过程应确保程序透明、重视证据。调查结束后，应形成书面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对于情节较轻的性骚扰行为，可采取批评教育、书面警告等措施；对于情节严重或构成违法的性骚扰行为，学校应依法移送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处理。除此之外，学校应定期跟踪性骚扰事件的后续情况，确保受害者权益得到保障。事情发生在学校，后续的发展学校不能置身事外，这也是武大图书馆事件的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