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中午，8岁的凯凯在大理苍山走失。他患有自闭症，语言交流存在困难，叫他名字时表情会停顿，说可乐、冰淇淋、奥利奥会有反应。 半人高的草丛里，他躺在那，脸朝着山壁的方向。“由于疑似失温，衣服已经全部脱光，散落在旁边。”搜救志愿者范海铭说。反常脱衣，是失温严重的濒死阶段，一种生理机制失控的表现。 夏令营由明日之光学堂举办，凯凯在姥姥姥爷的陪伴下，特意从北京到大理参加。孩子在营时间大约是早上七点到晚上八点，晚上被租住在附近的家人接走。 介绍里，夏令营招收4-11岁的自闭症儿童，开设的也是针对自闭症儿童的干预课程，包括户外活动，徒步、溯溪、采菌子、赶集等，还有音乐、美术、生活自理等室内课程。 8月9日上午，是爬苍山的徒步活动。在这家机构建立的会员群里，福建一位自闭症孩子的妈妈注意到，9点50分到10点半的时间里，群里更新了多张照片。孩子和老师走在林间小路上，一些地方的灌木丛跟孩子差不多高，远处是蓝天白云。 后来，从网上的寻人启事和当地的官方通报中大家得知：11点40分，孩子走失，13时43分，大理市公安局接到报警求助，随后派出多支搜救队伍。 消息迅速传播出去，马帮商人、民宿老板、旅居人士、户外爱好者、本地居民……得知消息的他们从不同地方赶去苍山，加入寻找孩子的队伍。 志愿者徐万利参与了四天四夜的救援，据他介绍，当天带孩子上山的老师手绘了一张此次徒步的路线图：他们从起点上山，经过一处铁塔，继续往上，转弯，到达一处休息地点；休整后下山，途经有松果的地方，到达菌子坡采菌子、休息，继续下山，等到再次休息时，他们发现，孩子不见了。 植被茂密的苍山，除了有高大的乔木，还有丛生的蕨类植物和灌木，沟壑、深谷甚至悬崖，被掩在植物丛中，行走时，要拿登山杖拨开草丛，或用镰刀和棍子开路。 起初，徐万利想用无人机找孩子，他的无人机飞上去发现，树太密了，看不清林子里的情况，只能依靠蓝天救援队的热成像无人机。 在大理经营民宿的张兴瑞是此次搜救的志愿者统筹。分工时，他根据指南针，每20度布置一个小队。无人机嗡嗡地在低空飞行，搜救人员不断呼唤着凯凯的名字。 没有扩音器的队伍，就大喊“凯凯快出来，叔叔这里有奥利奥和可乐”。每喊一声，或者播放一段录音，他们都会安静下来，站在原地等一会儿，听有没有孩子的回音。 搜救进行到第三天。11日，搜救细化为网格化搜寻：把孩子可能在的黑龙溪和清碧溪中间区域，划分成网格，哪里没有去过人，就派志愿者直接穿插到那里。 四位本地的阿姐告诉遇到的志愿者队伍，她们听到了孩童的叫声。信息传到指挥部，他们派出救援队伍，用红外设备进行探测，一处可疑点一闪而过。 雾气弥漫在林间，容易让人辨不清方向；接连几天下雨，山里湿度高，人从里面穿过，衣服会被打得湿透；山路泥泞滑腻，行进困难，耗费了志愿者更多体力。 虽然搜救队伍配备了对讲机，也用户外软件分享位置，但还是有人因为体力不支掉队，自己迷迷糊糊翻过了另一座山，领队花了两个小时才把他找到。 徐万利和其他四名“摩托佬”负责载人从大本营往山里送，直到摩托车不能上的地方。懂急救知识、从事过医护行业的人则组成急救小组，帮志愿者处理伤口。 物资也涌到护林站不大的院子里。马帮的老张把自己的员工叫过来，搭了一顶帐篷，作为物资登记和发放点；白天日头晒，忽然出现了遮阳篷，有个遮阳篷上写了“杨先生”和他的电话，再需要帐篷，打他的电话就行。 需要充电宝，有人联系协调来了一批共享充电宝；还有人守在那里，给手电筒、头灯和喇叭充电。有人买了一车水，送到现场就往下卸；有人请当地阿姐给大家煮米线；一位骑三轮车卖炸土豆的小哥，给进山的志愿者一碗一碗地炸土豆条。 孩子的家属就住在护林站的一个房间里，偶尔会到营地走一走。志愿者宛玲看到，他们也不说话，就默默看着大家做事，“脸上是故作坚强的表情，应该是不想让志愿者们有太多负担。” 12日下午，各个救援群在扩散一条消息：希望在大理的市民和游客打开苹果手机的蓝牙，以期可以激活凯凯背包里携带的AirTag（蓝牙追踪器）定位设备。 在这之前，总指挥部联系到中国移动，他们派来了通讯车，希望能通过定位设备，找到孩子的位置，帮助搜救人员更精准地搜索。 医学生范海铭是其中一位队员，下午2点左右，他加入这支13人的队伍。从大本营上山，走到没有道路可行进后，队伍分成两两一组，根据领队的指示，往南方寻找。 下午5点左右，范海铭听到离自己50米左右，一处悬崖下的队友在呼喊。他赶到那里，看到两座山之间，一条约60厘米宽的小溪在流动，水边的一处草丛里，孩子躺在那。 一位阿姨曾特意拿来两罐旺仔牛奶，塞到她手里叮嘱，等孩子回来要让他尝尝。她把牛奶小心地收在物资箱最上面，但最终没有等来孩子。 14日，在孩子被发现的地方，张兴瑞一行人遇到了机构的五六位老师，其中一位年纪较大的老师一直在哭，情绪几近崩溃，“他一直在上山找孩子，体力不支被拽住后，又偷偷跟着队伍上去。”他们都放不下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