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里，我们讨论了中产家庭的支出结构，使得他们抗风险能力较差。本篇将分析中产家庭的收入结构的脆弱性，以及他们在极端困境下的处置方式。基于此，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风险程度的自测。 正如我们在上篇中提到的，中产父母被拖入了一场竞价大战。他们一睁眼就是把孩子送进好生活的拍卖会：房子、学前教育项目、名牌大学，都是正在叫价的稀缺品。 于是，中产家庭的收入几乎全被投入到让孩子保持社会地位的开销里。中产父母被锁定，他们没办法主动退出职场。任何一方停工，中产门票就可能作废，孩子的位置、父母的体面瞬间打回原形。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正当越来越多女性拿到大学文凭、创下前所未有的劳动参与率时，她们的家庭财务状况却未见得比过去好多少。她们的职业成就，只是中产家庭勉力维持现状的必需品。 这里还有一个更微妙的心理陷阱：中产家庭知道工资增加是件好事，却忽视了这笔收入的隐性成本。但这也是无奈的选择，毕竟中产阶级门票价格正在不断上涨，一个人工作已经难以负担。 走在高空钢索上的中产家庭，需要给自己准备财务安全网。因为社会救济能起到作用很有限：失业保险可以提供短期缓冲，养老保险可以在年老时防止陷入赤贫，但仅此而已。如果想从社会救济里获得更多，中产家庭就必须放弃他们好不容易才得到的门票——房产、体面的工作以及社会关系。 在1970年代的美国中产家庭，当丈夫工作稳定时，全职妈妈可以放弃薪水，专心照顾孩子、管理家务；而丈夫收入出现波动时，全职妈妈可以走出家门，补充收入。虽然重返职场的全职妈妈收入平均只能带回丈夫收入的55%，但再加上短期的失业救济，足以让家庭在关键时刻撑过短期的财务危机。 不仅如此，全职妈妈对老人和孩子的照顾，对于中产家庭来说也至关重要。她的工作并不是给孩子换尿布、辅导作业，她还能给生病、受伤或衰老的家人提供日常护理。如果没有全职妈妈，那么请护工、月嫂或者家庭教师就又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更别提妈妈对自己家人的情感支持是不可定价的。但，对双职工中产家庭来说，要么付钱，要么请假损失工资。 但这绝对不是说，中产母亲就该放弃工作，当回全职妈妈。在当下，这种选择十分不切实际。但应该认识到，曾经的一方工作、一方在家的中产家庭，确实拥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因为财务安全不单单取决于收入，还取决于支出。全职妈妈是家庭的后备劳动力，而且让家庭免于支付家务劳动的费用。 我们回到 2018 年那篇刷屏文章《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岳父病倒，一家人倾巢而出，不止付出了金钱，也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所幸作者还有亲戚可以调度。但对独生子女一代的中产而言，亲缘网络正在变稀薄，请远房表哥来顶班逐渐成了奢望。于是家庭又多了笔刚性支出。 《The Two-Income Trap》中进行了具体的计算，与1970年代的单收入家庭相比，2000年代的双收入家庭已经围绕了他们更高的总收入规划了生活，他们的月度固定开支是单收入家庭的两倍半。即便在父母双方都全职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也留不下多少可自由支配的资金。而如果一方失去工资，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幅度将是单收入家庭的十数倍。 大批美国中产母亲获得工资，没有大肆消费，但也没有存下来钱。就像本系列第一篇文章所说的那样，工资的增加主要投入到了孩子身上：买下学区好、治安佳的房子，购买更全面的保险，养两辆代步车，承担学前教育直到未来的大学学费。 问题就在这里。正是因为这些支出看上去合情合理，它们变成了无法避开的镰刀：房子、教育、医疗，都要中产家庭长期锁定现金流。中产家庭财务危机的第一把火从来不是奢侈品烧起来的，而是这些刚需。 更糟的是，骄傲的中产家庭很难接受自己的社会地位下降，更别提寻求外界援助。他们也许会想：与其公开降档，不如刷信用卡再坚持一阵。可每一次硬撑，都在透支扭转局势的机会。 你可以指责中产家庭为什么没有存足够的钱，但面子之外，他们拼命争取更好的住房和教育资源，也是出于对孩子的爱。没人不喜欢存款，但孩子成长需要的资源同样宝贵。 结果就是，中产家庭低着头努力挣钱，也闭着眼祈祷生活别出变故。中产父母是同辈竞争的胜利者，是智力卓群、野心勃勃的前10%，胜利让他们对自己的经济韧性过于自信，以致他们可能忘记最基础的概率论：黑天鹅是否出现，与你是否努力无关。 但即便中产家庭意识到风险，也未必会立刻采取行动。毕竟，财务风险是不确定的未来，而孩子的需求是今天的现实。面对这样的取舍，许多家庭宁可继续踩在钢丝上，也不愿牺牲孩子和自己的生活质量。所以，对于每个月都要按时支付房贷、车贷和育儿费用的家庭来说，很难让夫妻一方主动离开职场，他们会因此失去一切。 无论美国还是中国，经济困境都是中产家庭不可外扬的家丑。求助会暴露失败，失败让人失去体面——哪怕体面只是纸面幻影。 书中引用了康斯坦斯·基尔马克（Constance Kilmark）的破产心理学研究，破产者“在面对破产境况时所经历的痛苦、羞耻和尴尬，是真实而强烈的。”在作者自己的调研中，有人要求不要说“破产”这个词，只让说“那个事件”，有人光是听到“破产”这个词就会哭；超过80%的人表示，如果家人、朋友或邻居知道他们破产了，会感到“尴尬”或“非常尴尬”。 密歇根大学的一个调查也显示，即便匿名，美国有一半的破产家庭仍不愿承认自己曾申请过破产。申请破产的美国中产家庭中，有五分之一在申请前已经经历过吃不起饭的窘境。 尤其在孩子面前，这种假装没事的心理尤为明显。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中产家庭在财务上捉襟见肘时，仍愿意在孩子身上豪掷千金，以保全那份体面。 所以，90% 的中产家庭破产，都是失业、离异、重大疾病三大“天灾”的直接结果；信用卡透支与投资失利这些原因的占比根本无足轻重。 与美国不同，中国的教育、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费用并不高。与美国相同，中产家庭若选择更“中产”的生活方式：补习班、月子中心、育儿嫂，也需要支付昂贵的费用。无论在哪儿，中产家庭的生活，并没有更加轻松。 财富当然可以帮助实现人生抱负，但它不仅仅是存款余额或者房产的市值，也是对未来的选择权，也是极端情况下所享有的保障。 我是否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是孩子的教育，体面的退休生活，还是更高的生活质量？这些目标可能存在冲突，需要明确自己最看重的那个，并相应下调其他目标的优先级。 最后，或许我们还可以问自己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我究竟希望过怎样的生活？是被财务压力推着走，还是主动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放弃不必要的负担？是永远在追赶别人定义的成功，还是用自己的标准定义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