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女士不明白，一名曾获得省级拳击比赛第二名的学生拳手，将他15岁的儿子一拳打致内脏大出血，治愈后被鉴定为重伤二级、十级伤残，最终仅被判缓刑，赔偿4万元。她希望对方赔偿伤残赔偿金，但诉求被法院驳回。 小文回忆，2024年3月26日下午6时，他在广通文化站广场打篮球，朋友郭某找他一起玩。当晚10时左右，同学兰某叫他和郭某过去，但他俩没去，结果在街上遇到了兰某、马某、杨某3人。杨某叫他俩一起去探险，小文不愿意，但杨某再三劝说下，同伴郭某答应，后两人没有前往约定地点，而是在旅馆开了一个房间后，前往台球室打台球。 晚12时左右，小文和郭某回旅馆路上，再次遇到了马某、杨某等人。小文说，马某问他俩“怎么解决爽约”一事，两人未给出满意答复，马某往他的肚子打了一拳，又往郭某脸上打了一巴掌。随后，马某和兰某等人离开。 郭某回忆，之所以不赴兰某、马某等人的约，是因为小文担心对方要打架，他们不愿参与。后来，对方提议一起去探险，但他们并不想去，因为抹不开面子便答应了，然后甩开了兰某、马某等人。“打完后，马某等人去了台球室，我将小文送到了旅店，然后自己回家。” “马某可能嫌我们不跟他玩，所以动了手。我有点怕他。”小文解释，“马某是当地的拳击冠军，和我曾是一个年级的同学，但不同班。我听说过他，但不熟悉，听说他打过其他同学。” 小文说，事发后，他感觉肚子很疼，没有力气回家，郭某将他送至旅馆休息。凌晨1时许，马某通过别人的微信向他道歉，“我不想接受，但他就在我附近，我不得不接受。” 凌晨3时，小文感觉疼痛难忍，给郭某打电话，但未接通。小文说，“当时我疼晕过去了。”早上6时许，他联系到郭某，称准备去医院。直到中午12时，他才前往附近诊所。 龚女士回忆，27日下午，小文被救护车送往禄丰市医院治疗，医生说需要立即手术，“医生说，小文的伤是外部暴力导致，且是未成年人。他还报了警。” 医院诊断证明和出院证显示，2024年3月27日至4月10日，小文临床伤情为“创伤性结肠破裂、肠系膜裂伤、失血性休克、腹腔积液、急性腹膜炎”。 据悉，重伤二级指因损伤导致危及生命、遗留肢体残疾、容貌毁损或丧失听觉、视觉等器官功能的情形，属于司法鉴定中重伤等级的下限；十级伤残指日常生活有关的活动能力轻度受限，工作与学习能力受到一定影响，社会交往能力轻度受限，由专门的司法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谈及自己的受伤，小文感到无力。他希望追究马某的责任，“我被打伤后，马某从未给我真诚道歉过，他父亲来医院仅仅是看了一眼。他来看望我，都是派出所民警叫过来的。” 马某母亲则称，马某在拳击比赛中获得第二名，其和小文没有矛盾，事发后，马某曾去医院看望小文，也谈过赔偿的事，但没有谈妥。 2025年5月7日，禄丰市法院出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显示，经审理查明，2024年3月26日晚，马某等人约小文、郭某去“探险”，两人未前往。27日凌晨0时30分许，双方在街道相遇，马某用拳头击打小文腹部后，双方离开现场。后小文送医救治，经鉴定，小文人体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案发后，马某经民警电话通知，自动到案。 对于民事诉求，龚女士要求追究马某刑事责任，并要求马某及其父母赔偿住院费、护理费、营养费，以及87126元的十级伤残赔偿金，共计124804.46元。马某及其父母当庭道歉，希望取得谅解，对附带民事部分的意见，认为伤残赔偿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认为法庭不应支持。 因原、被告双方对赔偿金额意见分歧较大，调解未果。马某父母承诺愿意赔偿小文的各项经济损失合计4万元，并自愿预缴相应款项。 对此，法院认为，马某犯罪时未满十六周岁，系初犯，犯罪后自动投案，主动预交了赔偿款，有认罪悔罪表现，现为在读学生，具备教育和矫正条件，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可对其宣告缓刑。此外，伤残赔偿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不予支持。 根据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医院5月12日出具的《心理健康报告》显示，小文的CTM-OEM检查报告评估结果为，存在重度抑郁症状、存在重度焦虑症状。临床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确诊）。 对此，龚女士认为，孩子被打致伤残，按照法定标准，马某应赔偿8.7万余元，但这笔赔偿法院始终不予支持，“法官说，即便我另案起诉，也不会支持这笔赔偿。我只能选择申诉。” 根据小文的“申诉文书”显示，请求改判赔偿小文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2万余元，其中伤残赔偿金8万余元。其中提及，残疾赔偿金属于“物质损失”范畴。本案中，小文因马某的伤害构成十级伤残，必然导致其成年后职业选择受限、劳动收入降低，原审法院不予支持该项赔偿，实质剥夺了未成年人的未来生存权益。 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磊表示，“刑附民诉讼中，法院仅仅支持实际的物质损失，原因是司法机关认为刑事被告人普遍缺乏偿付能力，可能导致空判进而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这是特定时代的权宜之计”。 残疾赔偿金是否属于物质损失？胡磊解释，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明确，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两金”属于物质损失。 但在2013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的刑诉法司法解释，明确“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被害人残疾的，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被害人死亡的，赔偿丧葬费等费用”。自此，“两金”又被最高法剔除出了刑事案件民事赔偿“物质损失”的范畴。 2021年3月1日起至今有效的新刑诉法司法解释中，延续了2013年开始的规定，不认可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物质损失”属性，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国绝大多数刑事案件中，如果被告人不追求刑事和解、获得被害人谅解，那么就只能获赔丧葬费的重要原因。 胡磊表示，最新的2021年版刑诉法司法解释中对这一原则进行了放宽，改为了“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由此可知，本案中，小文家的诉求从朴素价值观看，其诉求是合理的，但其是否可以通过另案起诉的方式索赔，需要法官根据自由裁量权，判断是否支持。 胡磊建议，如果被害人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索要残疾赔偿金，曾经有判例予以支持，即对于法院认为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身体伤害，残疾赔偿金是否属于物质损失范畴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9年第3期刊登的“尹某军诉颜某奎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明确，刑事案件受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残疾的，今后的生活和工作必然受到影响，导致劳动能力下降，造成生活成本增加，进而变相的减少物质收入，故残疾赔偿金应属于物质损失的范畴，应予赔偿，“建议被害人从便利诉讼的角度，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来要求残疾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