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杭州市上城区财政局回应媒体称，已就宗庆后遗产相关纷争“成立专班，介入处理”。这意味着，一直沉默的娃哈哈大股东——持股46%的国资方，终于不再冷眼旁观，迈出了关键一步。 从“公司事不关己”到国资下场“专班介入”，这场宗家纷争的性质正在发生转变，不再只是家族内部的权力博弈，而是正一步步演化为牵涉公共利益、公司治理的风暴核心。 根据企查查资料，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是杭州市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该公司隶属于上城区财政局，也就是说，娃哈哈集团46%的股份为实打实的国有资产。 宗庆后主导着娃哈哈的经营与战略，强人文化与家族治理形成了完整的闭环体系。国资方则不插手经营、不参与管理，更像一位“隐形投资人”，对外声称是“支持民营公司发展”，对内则放手让宗庆后“一人定乾坤”。 这种“强人主导+国资托底”的结构，在宗庆后时代运转良好。但当宗庆后去世，治理重心出现真空，继承人争夺激烈，问题的复杂性和风险才真正显现，国资大股东难再保持沉默。 2024年7月，网传一封宗馥莉辞职信，其中提及“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及娃哈哈集团部分股东就本人（宗馥莉）自宗庆后董事长离世后，对娃哈哈集团经营管理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宗馥莉决定自即日起辞去娃哈哈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不再参与其经营管理”。 由此引发轩然大波，加之当时的舆论风向，形成了类似“长公主孤立无援”的声浪，对此国资大股东罕见仓促回应称“对宗馥莉辞职并不知情，惟领导正在核实中”。 2025年2月，杭州娃哈哈集团发布对于“娃哈哈”系列商标转让的声明称，“娃哈哈”系列商标共计387件正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至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换言之，就是从国资大股东手上转给宗馥莉控股最多的公司。 然而，此事到了5月发生了变化。凤凰网《风暴眼》报道称，就娃哈哈商标事宜，上城区文商旅集团与宗馥莉持续谈判，有意将持有的46%“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股份转让至宗馥莉，但价格未谈拢。 这就有意思了，从“转让387件商标”升级为“转让46%的股权”，娃哈哈大股东这步子也跨得太大了，一下子就要把娃哈哈从国资变成民企。 从娃哈哈的营收来看，算得上是非常优质的资产。以最近3年为例，销售额均超过500亿，其中2024年业绩规模预估回到了700亿，同比暴增了约200亿元。 根据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发布的《国有股东和职工权益涉嫌受损，娃哈哈“体外”迷局待解》一文称，截至2022年底，境内“娃哈哈系”（包括体外公司）总资产为370.47亿元，净利润为47.67亿元；而国资参股的娃哈哈集团资产总额仅为58.07亿元，净利润只有1871.28万元。 也就是说，这个体外公司的规模要比国资所在的娃哈哈集团大得多，前者利润是后者的254倍，由此可以推算，国资大股东能获得分红相当有限。 该报道还进一步表示，2008年至2022年末，娃哈哈集团未与上城区政府签订优惠政策，娃哈哈集团账面不进行利润分配，但每年出具形式上的股东会决议，管理层和职工持股会的分红以“资金往来”名义拿走，国有股东则不分红。 而据多位持股会员工介绍，在改制后，娃哈哈管理层和入股的职工每年分红都不低于每股0.8元，如果按照此比例，身为第一大股东的上城文商旅（持有2.42亿股）每年分红应当为约2亿元。 那么话说回来，既然国资大股东多年来一直未获得公平的分红权益，为什么在宗庆后时代可以相安无事，而在宗馥莉继位后却不再隐忍？ 有业内资深律师认为，这是因为公司税收已经逐渐取代国家股（全民股）分红，成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辖区内公司缴纳的税费才是对地方财政增量有更大影响的重头戏。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对于国有股东在娃哈哈集团中是否能获得足额分红的关注度相对降低，而地方政府在面对其他地方政府对本土明星公司的招商引资压力时甚至是弱势的一方。 换言之，只要公司在本地稳定发展，贡献纳税、创造就业，就是对地方政府最大的贡献。在宗庆后时代，公司稳健、治理强人主导，地方政府选择“默许”，甚至可以容忍存在家族控制越来越庞大的“体外公司”。 那么现在国资站出来，说明出现的风波已经开始不只是“家事”了，有可能会影响到娃哈哈的稳定发展，进而波及地方的税收、就业。根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一名娃哈哈经销商表示称娃哈哈家族纠纷事件对于产物销售及市场信心都有影响，“作为经销商，我今年还干得下去吗？” 从产物销量上，第三方数据平台显示，娃哈哈家族纠纷事件曝出后，7月14日、15日，电商平台娃哈哈销量下滑，日销量从1万-1.2万区间下滑至5000-7500区间，关联直播数从7月12日的317跌至7月15日的91，直播达人从此前的超200人跌至7月15日的75人。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认为，这一次的舆论危机对于整个娃哈哈的未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对于娃哈哈未来的销量以及整体的发展也带来了危机。 从“脱手未果”到“下场介入”，国资大股东态度的转变，背后有一个更现实的考量：娃哈哈的股权结构，已经变得太复杂了，复杂到他们再也无法袖手旁观。 这或许也是杭州上城区国资曾试图脱脱手清仓的原因所在。“娃哈哈有太多股权结构复杂的工厂、公司”，如果有第三方公司接手，理清要耗费极大的心力。一位娃哈哈老员工在接受采访时就提到，不是说股权卖掉以后，问题就随着交易的交割而被掩盖，这46%的股份，是“带着病的”。 娃哈哈的股权结构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娃哈哈集团，前身是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1991年兼并罐头厂后更名为杭州娃哈哈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由杭州市上城区国资局100%持股。1999年，娃哈哈改制，在几番股权转让下，娃哈哈集团变成由上城区国资局持股46%，宗庆后持股29.4%（后由宗馥莉继承），近2000名正式职工持股24.6%。 但在2018年，宗庆后仍在掌舵时推动了一项股权“回购”方案，将员工持股转为干股，换句话说，股份收回了，但分红还在。然而近几年，随着公司分红减少，部分员工对这份“被回购”的协议不再买账。2024年开始，部分老员工组建维权委员会，试图通过法律手段推翻当年协议，恢复股份。 真正让局面雪上加霜的，是宗庆后去世后浮出水面的遗产之争。以“影子夫人”杜建英所生三子女为首的宗家“第二梯队”，已经在香港和杭州发起多起诉讼，除要求清算信托资金外，还试图分割宗馥莉所继承的29.4%公司股份。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继承权，若诉求被法院部分或全部支持，宗馥莉手中的股份很可能将面临拆分。 这意味着娃哈哈原本就复杂的股权结构，将变得更加混乱。对任何一家公司而言，失控的股权结构都是治理的大忌；对以稳定为最高优先级的国资来说，更是一种不能接受的局面。 有业内人士判断，在这种背景下，不排除国资大股东会强化自身话语权，甚至推动治理结构重塑。有消息显示，员工持股会中的5%股份，原本就是上城区政府转让而来。倘若政府有能力将这部分股份回收，再加上现有的46%，国资就能实现对娃哈哈集团的绝对控股。 当然，这一切仍无法回避一个现实：庞大的“体系外娃哈哈”依然存在。宗庆后生前曾布局一系列体系外资产，如今宗馥莉强势清除异己，将娃哈哈核心资产装入“宏胜系”，为此不惜关停18家工厂，引发“代工门”事件，激烈争斗对娃哈哈的品牌声誉和稳定发展造成剧烈冲击。 以此观之，国资大股东此次成立“专班介入”处理宗家纠纷，未必只是为了“协调家事”。也可能是国资在为更深层次的目标做准备：借助当前局势，厘清股权，重整治理，重新确认自身作为国有控股股东的战略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