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31日，一封“致投资者信”登上了所有财经媒体的头条，作者是桥水基金创始人、“对冲基金教父”瑞·达利欧。他在信中对桥水基金的投资者们表示，自己将出售了他所持有的桥水基金剩余股份，买方为文莱主权基金。同时，他也将辞去董事会成员的职务。 以这封信为终点，达利欧长达50年的桥水基金职业生涯，正式画上了句号。而围绕桥水长达数年的领导权与所有权交接终于落下帷幕。 不过，达利欧并没有任何伤感。就像50年前他之所以创建桥水基金，是因为在前司跟老板发生争执，挥拳打了对方的脸，还在年会上请来脱衣舞演员当众表演，结果因为恣意妄为而被辞退——这种天生反骨的人不愿受规则束缚，但却是创业的天选之子。 在告别信成为新闻后，他在个人社交媒体乐观且自信地告诉所有人：“我感受到的兴奋，因为我能看到桥水基金在没有我的情况下，依然大步向前，甚至比有我在的时候更好，我喜欢这一切。” 自1975年成立桥水以来，达利欧一路带领它从一家为期货市场提供咨询服务、需要亲自撰写《桥水每日观察》来招揽客户的小工作室，成为全球资产管理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截至2024年底，桥水的基金管理规模达到921亿美元，巅峰时期的规模差不多是这个数字的两倍。 可以说，达利欧定义了对冲基金——而在大多数人的世界观里，这样的人是很难和“退休”联系起来的，他的思考本身就是价值。事实上，到今天为止，达利欧也确实没有表现出“疲态”。自2017年卸任桥水CEO之后，达利欧积极投身医疗健康产业，同时也专注写作，前后出版了《原则》《债务危机》《变化中的世界秩序》《国家为什么会破产》等多本著作。 至少从年龄来看，达利欧今年76岁，比乔治·索罗斯和巴菲特分别小19岁零4岁和19岁零8个月。还有大把时间，允许他继续兑现自己的智慧。 他说：“桥水基金最初由一位26岁的年轻人创立并运营，而现在，管理它的大多是比他（达利欧）年轻25到50岁的人，他们也以同样优美的方式经历着自己的生命周期。我看到这些至关重要的人继续推动桥水基金的现代化，他们既遵循50年前那些将桥水基金从无到有的高效原则，也遵循了下一代人发展起来的新传统……我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我现在可以自由地专注于我喜欢做的令人兴奋和充实的事情。” 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便开始筹谋桥水的传承问题，提出一个“十年接班”计划。他在2017年已经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并于2022年将桥水基金的控制权移交给新一代继任者。但从卸任CEO到彻底交棒的这段时间，桥水历经多位CEO执掌，最终才定下了今天的局面。桥水的体量大，又长期以达利欧个人风格鲜明的管理哲学为核心，要完成权力移交，难度可想而知。可见，无论公司和机构有多成功，要顺利传承下去，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卸任之后，与达利欧共事35年和25年的联合首席投资官鲍勃·普林斯（Bob Prince）和格雷格·詹森(Greg Jensen)负责投资部分；联合首席执行官尼尔·巴尔·迪恩（Nir Bar Dea）和马克·本托里尼(Mark Bertolini)，负责业务部分。 2017年，在卸任CEO之后，达利欧一度宣布两位联席CEO接下桥水的指挥棒，但未能如愿。其中一位于2019年离职，另一位也在2022年1月辞职。2022年，达利欧继续将所有投票权转让给董事会，并辞去了桥水基金三位联席首席投资官之一的职务。2022年1月，2015年加入桥水的尼尔·巴尔·迪恩与马克·本托里尼一起出任联席CEO。在达利欧卸任4个月之后，37岁的凯伦·卡尼奥尔-坦布尔（Karen Karniol-Tambour）被任命为三大联席首席投资官之一。卡尼奥尔-坦布尔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就加入了桥水基金，31岁时就成为桥水基金最年轻的研究主管。这次任命使得这位以色列女性与鲍勃·普林斯和格雷格·詹森一起作为正式合伙人领导投资委员会，补齐了达利欧“继任计划”的最后一环。 漫长的权力交接过程中，继任者对达利欧恐怕都颇有微词。尽管达利欧已相继卸下首席执行官、联席投资主管和董事会主席等职务并持续减持股份，但他依然积极参与公司事务，“定期提出要求和表达不满”。哪怕在2022年转让控制权后，达利欧仍然是这家当时价值1500亿美元的私募股权基金的重要股东。 事实上，外界对达利欧和神秘的桥水也不乏质疑之声。最典型如2023年，《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到底是如何赚钱的？》文章里公开质疑桥水的投资策略，称其并非像宣扬的那样基于自动化系统、人工智能或所谓的一套规则，而是全凭创始人达利欧一人的直觉，以及他与世界多国高层建立起的关系网。该文节选自详细描写桥水的《基金》一书。 达利欧和桥水随即把矛头扔回《纽约时报》。达利欧在领英的一篇帖子中表示，这本书“不过是那种耸人听闻、失实的小报书籍，目的就是为了向喜欢八卦的人推销。这本书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对于我和桥水基金的。”桥水官方也在声明中强调，1200多名员工中，三分之一的人已在公司工作了十年或更长时间，近70%的客户在该公司的投资时间也几乎至少有十年。双方各执一词，外人很难辨别事实究竟如何，只能说，这本书表露了人们长久以来对这家公司隐隐约约的怀疑。 这也使得桥水的交接和转型具备标杆意义。长期以来，桥水以其宏观经济投资策略和“彻底透明”的内部文化而闻名，当下则面临在新领导架构下保持其身份和业绩的挑战。特别是在整个对冲基金行业经历变革的时期，基金公司都在应对变化的经济环境和投资者预期。 桥水现任CEO尼尔·巴尔·迪恩曾表示，自达利欧退出以来，基金正经历“换心换脑”的深度重构，旨在提升绩效并摆脱创始人过度干预的传统，强调用AI等工具驱动未来运作。 作为后达利欧时代改革措施的一部分，近年来，桥水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不断下降，从2019年底的1680亿美元降至2024年底的921亿美元。部分原因是，桥水限制了旗舰产物Pure Alpha的规模以提高业绩。桥水基金的主要基金在2025年上半年实现了不错的收益，Pure Alpha在2025年上半年的回报率为17%，2024年这一数字为11.3%。 当然，放权后的这几年达利欧也没闲着。在2022年将桥水控制权交接给运营董事会后，达利欧开始专注打理自己的家族办公室，计划进入中东市场。 很长时间里，达利欧都堪称勤奋的媒体评论员。写书、写文章、上访谈节目、社交媒体发帖，关税问题、债务危机、黄金、AI应用……重大的时政、经济和商业热点，达利欧都没落下。 不仅如此，和巴菲特、芒格这类投资大师所不同的是，达利欧极其善于国际交往，是许多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宏观经济顾问。甚至可以这么说，投资正是兑现了他对宏观经济的理解。研究过中国各朝代历史、甚至学过马克思主义的他，也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 1984年，35岁的达利欧第一次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客人的身份踏进北京，那时中国尚无资本市场，他就在酒店房间里给筹建交易所的年轻人介绍世界金融，讲怎么做清算、怎么定价。此后，他几乎每隔几年就会在中国留下一段足迹：他曾与设计创建中国证券监管机构的年轻人交流讨论，甚至捐了一笔钱；也曾短暂注册“桥水中国合作伙伴”；1995年，达利欧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更好了解中国，甚至将自11岁的儿子麦修送到北京学习一年。 近十余年，达利欧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进一步变成身体力行看多中国的投资者。2011年，桥水在北京设立代表处；2016年在上海成立外商独资子公司；2018年备案首只私募基金，疫情期间，桥水海外中国基金规模逆势增至200亿元人民币。 密切关注和投资中国，和达利欧的投资策略相关——中国与国际市场的关联性相对较低，是重要的分散化投资来源。他看好中国的长期基本面与资产价值，呼吁全球投资组合配置中国资产，并反复强调美中系统性不平衡问题，倡导结构性再平衡。2020年10月，达利欧在参加外滩金融峰会时表示，人民币未来将取代美元。 2022年接受《财经》专访时又说：“我长期看好中国，因为我预计中国的财富创造将继续超过大多数国家，而全球在中国市场的投资不足，中国资产相对便宜”。2023年以来，他在多个场合提到：“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时期，与1930–1945年间最为相似……中国在这一大周期中扮演关键角色。” 自称是“中国通”的达利欧在中国也享有巨大人气。《原则》在中国不仅是畅销书，更是一本被互联网和金融圈以及自媒体反复拆解的当代管理“圣经”。出版上市当年，《原则》就登上开卷经管榜、亚马逊纸质畅销榜、Kindle付费新书榜三料冠军。 在桥水中国的官网首页，写着这样一段来自达利欧的留言：自一九八四年起，中国就成为了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年来，我的经历让我对中国与中国人民的热爱和敬意日益加深。有幸能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贡献我们的绵薄之力，并且能够在中国市场投资，于我而言可谓梦想成真。” 如今从桥水彻底卸任之后，达利欧终于有更多时间关注中国，纵论时事了。祝福这位“中国通”的下半场，比桥水时期更加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