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日前，摩根士丹利发布蓝皮书报告，剖析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演变路径及未来发展方向，认为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是一个人工智能投资以远超预期的速度转化为现实生活应用的故事。 站在发展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的关口，中国以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定力，正在人工智能治理上大步跃进、主动作为，如在国际上提出中国倡议、参与规则制定，在国内完善法规标准、培育产业生态，地方层面勇于试点、打造示范高地。 近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引发全球关注。此前，全球数百位人工智能领军人物联名发表公开信，警告高阶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灭绝级风险”，呼吁把降低AI风险上升为全球首要任务。但业界倾向于优先开展技术探索形成突破，认为过度的安全规制可能对产业生态构建造成影响。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风险议题交织——如何在加速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同时确保安全可控，值得全球密切关注、深入探讨。 在人工智能治理路径上，美欧等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明显分歧。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中、法、印等61国共同签署《巴黎人工智能宣言》，倡导以开放包容、伦理规范的方式发展人工智能，加强全球对话合作。美国和英国拒绝签署该宣言，凸显了不同的立场。美国表面上试图营造的叙事是，避免国际规则限制本国公司竞争优势，反对欧盟推动《人工智能法》等严格规制。但事实上，美欧之间的裂痕更多反映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规则的碎片化现状。以联合国框架为主线、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参与的多边机制，若不能有效调和重要利益，治理断层和规则散落将加剧，可能引发人工智能藩篱的高筑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化。 在全球人工智能版图中，发展中国家展现出越来越迫切的需求与期待。一方面，希望利用AI技术改善社会治理和民生服务，包括智慧城市、医疗教育等领域，以应对城市化和公共服务挑战。另一方面，拥有庞大市场和人口红利，希望通过人工智能实现经济跃升和工业跨越式发展。然而，受限于技术和资金，很多国家面临算力不足、人才匮乏、基础设施薄弱等瓶颈，智能鸿沟亟待弥合。 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要求在人工智能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大代表性和发言权，不希望全球治理进程由少数西方国家垄断，并呼吁国际社会给予更多技术转移、资金支持和人才培训合作，以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中国在人工智能产业上正加速构建产学研融合的创新生态，不断推出具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模型并逐渐应用于各行各业。在中国，参数规模10亿以上的大模型超过100个。2024年，中国人工智能相关公司超过4500家，核心产业规模接近6000亿元。以DeepSeek为代表的中国大模型掀起风潮、席卷全球，让各国意识到有一个新选项。在政策引导和公司推动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广泛应用于内容创作、商务运营、科研创新、工业制造等领域，为经济提质增效赋能。 在产业生态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同步发力完善治理规则，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比如，先后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为人工智能数据与隐私安全提供保障，并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出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对算法推荐、深度合成、AIGC等新技术设定监管红线，对训练数据、内容安全、伦理要求作出明确规范。 有法可依之时，中国还积极制定技术标准体系。《国家人工智能产业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指南（2024版）》明确算法模型、安全评估、隐私计算等标准方向，为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技术规范支撑，确保人工智能沿着可控、安全、可信的轨道前进。面向国际，中国还积极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系统性方案。在2023年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后，2024年联大通过中国提出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呼吁增强发展中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平等权利，聚焦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共同缩小智能鸿沟。 在人工智能实践方面，中国一批核心节点城市勇立潮头，探索创新发展路径，打造治理与应用示范样板。上海在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的进程中，依托较为雄厚的科创资源和产业基础，“聚全球英才、汇前沿成果”，将人工智能作为重点发展的先导产业。 一方面，大力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培育人工智能芯片、算法、大模型等硬实力，孵化出MiniMax、傅利叶等创新型人工智能公司以及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 另一方面，在2024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强调共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必要性，同时确保发展过程中的安全性、可靠性、可控性和公平性，促进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人类社会发展。 通过“软硬并举”，基于核心节点城市的示范引领，中国正形成“点面结合”的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一地成功经验迅速向全国辐射推广，带动区域协同创新，为中国乃至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提供宝贵经验和鲜活范例。 可加速探索建立全生命周期的人工智能治理机制，从研发设计阶段就融入安全可控理念，在部署应用阶段实行分级分类监管，在运行反馈阶段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以更完善的技术工具强化人工智能内生安全，以更灵活的制度工具适配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新态势。 中国有条件也有责任先行先试，找到在高速创新与有效监管之间的平衡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治理新路径，为世界提供可借鉴的新范式。 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加强沟通，与发达国家就前沿风险、伦理准则进行多轨沟通，增进理解互信。强化政府、科研机构和公司间的技术合作，破除部分国家人为设置的藩篱阻碍，促进模型技术研发和应用过程中信息共享，寻求在关键治理议题上的共识与协同。 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在AI领域的迫切需求，进一步建立人工智能合作机制，推动联合研发和人才培养，常态化、高频次提供人工智能培训项目和基础设施援助，通过DeepSeek、通义千问、MiniMax等开源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成本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制定兼顾各方关切的国际规则，让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进程中出现更多国家的声音。中国以合作共赢的姿态，可以在构建包容、普惠的人工智能治理生态中发挥关键的桥梁和引领作用。 作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阵地，上海在治理新路径探索中承担特殊使命。每年一度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成为上海走向全球、参与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窗口和平台。要利用这一机会，推动从展示技术产物上升到贡献治理方案；巩固提升平台功能，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打造成汇聚全球智慧的议事厅，凝聚共识，加强规则对接和标准互认，扩大“朋友圈”。 真正的人工智能高地应当是“全方位的高地”，既在技术上领跑，也在产业上扩展，更要为世界提供治理经验。要保持清醒的思路和开放合作的胸襟，在确保安全可控的前提下释放技术创新红利，以“善治”促“善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