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在天津举行的达沃斯论坛上，“人工智能的治理与责任”成为热点话题；而7月26日将在上海开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也聚焦“AI治理的向善普惠”。 这些密集上演的高级别对话，折射出国际社会对AI治理的普遍关切。AI治理有多重要？治理AI会不会耽误AI发展？全球AI治理的分歧该如何消解？值得思考。 往近了看，AI搜索引擎“胡说八道”，提供虚假信息，也不时输出偏见与刻板印象，带来“AI幻觉”；AI客服回答问题时驴唇不对马嘴，人工智能形如“人工智障”；今年毕业季，一些高校使用的AI率检测工具出现“误伤”“误判”，连《荷塘月色》《流浪地球》都被认定是机器代笔……一系列现实情景，让人疑惑，人机共同生产怎么成了人机互相为难？ 往远了望，许多科技大拿、意见领袖都在预言，AI的“奇点时刻”正在逼近。这在社会层面形成了两种认知极端——盲目技术乐观与自我认知悲观。一方面，有人信奉AI万能，把琐事乃至重要抉择悉数“外包”给AI，久而久之，既损耗对生活的热情，也不利于个人能力的成长；另一方面，不少人害怕在AI时代被抛弃，或焦虑报名各种AI课程，或自怨自艾，对工作发展与个人能力持消极态度。 而在另一个侧面，眼下颇具影响力的人工智能治理机制中，发展中国家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但发达国家却已凭借其技术先进性，获得了“先发优势”。一些中小国家可能因此面临更大的发展危机，陷入由大国霸权主导的“中心—边缘”关系中。 要看到，技术发展与技术治理并不必然相互促进，倘若一方走入歧途，就可能带来结果的南辕北辙。对眼下的全球AI治理而言，找到正确方向，或许比贯彻方法更重要。为此，以下几个问题，或许值得省思。 以美国为例，其不仅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限制先进芯片对华出口，还联合盟友对半导体设备等实施“长臂管辖”，制约中国AI产业技术升级。 2023年美国就曾与印度签署《关键与新兴技术倡议》，将印度转化为对华技术“脱钩”试验场；2024年美国施压阿联酋最大的人工智能公司G42，迫使其终止与中国合作。一连串“数字铁幕”的行径，暴露出其霸权派的野心。 《中国科学院院刊》不完全统计，全球各国、组织在过去十年所出台的人工智能规范框架、标准原则、治理倡议超过三千多份。这些不同的治理思路，深植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与国家体制，不可能完全统一，但也不该相互掣肘，如何求同存异，是关键。 真正的共识需要经由对话来形成，而中国一直致力于此：从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到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加强人工智能规则治理，再到关注发展中国家利益，形成AI治理的“金砖方案”，中国正以切实的行动，推动AI治理形成国际共识。 全球道义从来要求“共担”而非“独善”。今天的世界，各种不和平不稳定因素正在积累，地缘政治、恐怖主义等危机不时出现，而人工智能，亦日渐成为影响人类世界走向的关键变量。 美国兰德智库发表《论人工智能导致的生存危机》，全面审视人工智能在核武器使用、生物病原体释放以及恶意地球工程导致气候变暖三种情境下的根本性威胁。而要避免这样的威胁，绝不能仅仅依赖大国自我约束，更要形成国际化的AI使用公共秩序，这些都需要回到AI治理这个原点来重新思考。 聚焦我国实际，截至2024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公司超过4500家，用户规模达2.49亿人，中国人工智能专利申请量稳居世界第一。庞大的市场，会带来充足的机遇，也会带来系统性的挑战。 这需要我们审慎认知中国AI技术的发展程度，不让舆论绑架科技发展路线。科技创新与伦理规则制定不能“跛足”发展，而是要发展与治理齐头并进，处理好“破与立”“活力与秩序”“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AI治理注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作。面对人工智能全球性风险与潜在系统性危机，中国积极推动国际共识构建，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为AI治理的国际深层合作奠定了基础，推动了AI技术在国际范围内共享共赢。 能看到，中国的AI技术正在为人类的共同福祉做出贡献：今年缅甸中部发生地震后，相关方面就利用DeepSeek，在7小时内开发了一套中缅英互译系统，为中国救援队伍参与国际救援提供了助力；而日本一家AI应用公司，基于通义千问打造日语模型EZo，成功在日本医疗保健领域和多个公共服务机构落地…… 今天我们设想的种种人机关系、道德困境、伦理思辨、哲学难题，都会在未来到来。而在那一天之前，只有更主动地提供人工智能公共产物，在AI治理、技术普惠、合作机制建设、实践推广等方面持续贡献力量，才能让AI的发展，真正造福人类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