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男篮三个D类合同名额已经用满的情况下，很多读者对赵睿解除D类合同转而以C类合同签约北京首钢男篮愤愤不平，认为是对规则的破坏。能理解这些读者的心情，在现实生活中肯定也都是那种非常敬畏规则的人士。但必须指出的是，首钢的操作并没有违反CBA规则，都是在规则框架内对规则的灵活运用。 首钢在三个顶薪名额已满的情况下，确实无法直接让赵睿转会，有人建议买断范子铭的合同，但这并不划算，首钢选择反其道而行之，说服新疆男篮买断了赵睿的D类合同，然后由自己来认领，这每一步都符合CBA现行的规则。 赵睿成为自由球员后可以自行选择下家，他当然会选择加盟首钢。他现阶段只能签C或者D，北京没有D类名额，那他就是只能签C。鉴于北京的D类合同都是600万，在规则层面，赵睿最高可以签下年薪550万的超级C类合同。 其实，2024年夏北京男篮签约周琦时也都是按照规则来操作的。他们也是先说服广东男篮，让其允许周琦成为受限自由球员，然后北京男篮通过认领的方式签下周琦。按照规则，只需要向广东男篮支付周琦合同平均的年薪作为培养费即可，即D类合同的年薪600万。 当然，所有人都明白，无论是2024年说服广东男篮允许周琦成为受限自由球员，还是如今说服新疆男篮买断赵睿，这个“说服”的成本是不便明言的，只能说诚意满满，让对方同意放走自己的当家球星。CBA规则并不禁止俱乐部之前支付这种转会成本，或者说规则故意给留了一个人员流动补偿母俱乐部的口子。因为大家都明白，球员是俱乐部花重金培养的，转会时需要支付相应的补偿，区区几百万肯定补偿不了俱乐部。 当初CBA推行标准合同和工资帽，其实就是为了让CBA各队能够公平竞争、推动球员流动，从而保持联赛实力格局相对均衡。鉴于新疆男篮地处边陲，从区位角度确实对球员的吸引力不够，所以还专门推出了新疆地区特例，允许新疆男篮的工资帽上限比其它俱乐部多20%的空间，赢球奖金上限比其他俱乐部可以多10%。当时CBA认为，工资帽多20%、奖金多10%足以吸引球员来加盟。 当时CBA还推出了各种财务审查机制，希望能确保俱乐部的财务透明公开，进而遏制阴阳合同、任何形式的签字费。在这个制度推出前，CBA公司的高管曾征询各方意见，问到我时，我非常不客气地给泼了一盆冷水。 我大致的意思是：中国篮协此前曾至少两次推出过限薪令，那些条文制订得不可谓不翔实严谨，2009年那次甚至还跟国家队的成绩挂钩。制度是好的，但如何确保落实呢？无论是中国篮协还是CBA，你只能查俱乐部的账目，你查不了俱乐部母集团的账目，更无权查球员家属朋友的银行卡。 所以，看似制度很美好，但执行起来难度很大，国人最擅长的就是钻规则的漏洞。中国篮协的级别在很多国企目前顶多算平级，也没有那么强大的专业财务调查能力，自然很难杜绝签字费、咨询费、家属安置费、户口、学区房等各种形式和名目的签字费。 我通过回溯以往的教训破了一瓢冷水，言下之意是你们的规则和以前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缺乏严格的监管，对方也只是连连点头。双方坐在一起连看草案带反馈意见，总共也就聊了40分钟，气氛就变得有些尴尬，两人相对无言、就此道别，典型的话不投机。 人家刚推出新举措，只是象征性地征询一下意见，其实是提前给我们这些老媒体人吹吹风，让我们能够正面宣传报道一下，我却非常实在地给人提了一堆意见，实在是不解风情。但说实话，从一开始，我就不看好大姚这些改革举措能真正落地。想用规则管人，那就得尽可能把规则搞得无懈可击或者漏洞少一些，如果都是自说自话，那很难落地，即便执行也会走样。 当时，大姚领导下的CBA公司一部分新加盟的人士对新规则的效果格外憧憬，他们还在大说特说CBA实现了管办分离。他们认为CBA公司20位股东都一致认同的事情，且已写入公司规章，就可以从严执行、有规必依。只要查出违规行为就严格按照制度来严惩，被查出阴阳合同的德勒黑应该是撞到枪口上的第一人。确实有那么一段时间，CBA严惩了几个违反标准合同和工资帽的俱乐部。 不过，随着中国篮协日益重视中国男篮的成绩，中国篮协也开始加强对CBA的要求，CBA管办分离这个词提及的次数越来越少，直到再也无人提及。2023年为了冲击世界杯的好成绩，中国篮协亲自下场来帮周琦解套，为此中国篮协给俱乐部开了罚单、强调自己对规则有制定权和解释权，可以越过CBA公司直接处罚俱乐部，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还出现退赛风波。 从积极一面来看，篮协为了保证中国男篮国家队核心球员可以安心备战世界杯，所以才亲自下场来主导球员交易，成功赶在世界杯开赛前让周琦签约广东男篮，让周琦可以获得CBA保险的保障，从而让周琦安心参加世界杯、为国征战再无后顾之忧。但从消极一面来看，中国篮协在管办分离的情况下强行插手CBA球员转会事宜，还为周琦特事特办，破例允许周琦只跟广东男篮签下一年D类合同，此外还默许周琦团队和广东男篮围绕这一年的合作情况签署保密协议。 当时CBA其它俱乐部都对此有异议，认为篮协不能公开践踏CBA公司对于“D类合同至少签两年最多签五年”的规定，而默许双方签保密协议更是容易诱发一些不合规的行为。 我当时就此事咨询篮协注册部的相关人士，对方告知我：“中国篮协有权利特批周琦和广东宏远只签1年D类合同，因为当初篮协授予CBA公司的是CBA联赛的竞赛组织权和商务权益，而核准球员注册一直都是篮协的职权范围。篮协有权在注册问题上给予特别批准，哪怕此事与CBA公司现行的规定有冲突。目前该签约进行了公示，如有俱乐部不理解不接受，可以提出异议，但中国篮协在CBA重大事务上有一票否决权。” 姚明事后对此的回应相对柔和，但说的还是特事特办的道理，他大致的意思是，球员和俱乐部双方申请特事特办、希望只签1年，中国篮协批准此事不危害任何人的权益。其它俱乐部如果也有类似的需求，也可以单独提出申请，以供中国篮协特批。这种解释显然无法得到大家的认可。于是，为了平息争议，中国篮协要求CBA公司在2024年夏重新修订规定，以后的D类合同可以只签1年。 回头望去，CBA俱乐部们和球星们对CBA工资帽和标准合同的敬畏感，可能就是从2023年8月18日深夜就已经荡然无存了。所有人都明白，如果你能力足够强、咖位足够，你也可以让篮协为你特事特办，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则是可以被重新解释的。姚明当初自己带头效仿NBA推出了CBA工资帽和标准合同，但他领导下的中国篮协为了国家队成绩又亲手破坏了他制定的CBA规则。 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周琦一年D类合同签约广东男篮后，有位CBA俱乐部老总痛心疾首地跟我说：“篮协明着开绿灯，大家都这么搞的话，哪还有什么规则敬畏感？签字费以后不仅卷土重来，而且会愈演愈烈”。一语成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