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未来科学大奖举办十周年特别活动。这个由杨振宁发起的、被认为是中国本土最重要的科学奖项，走到了第十个年头。 十年里，生命科学领域共有14位获奖者。其中，邵峰、柴继杰、周俭民、李文辉4位获奖者的主要科学发现是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下称“北生所”）完成的： 2022年，因发现了乙型和丁型肝炎病毒感染人的受体，有助于开发更有效的治疗乙型和丁型肝炎的药物，李文辉获得未来科学大奖。 北生所筹建于2003年，作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这里无行政级别，无事业编制，科学家能自主确定研究方向，也可以不为经费发愁。此后几年，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闻声而来，其中就包括2004年加入的柴继杰和周俭民（后分别于2010年和2012年离开北生所）、2005年加入的邵峰、2007年加入的李文辉。 为什么北生所会出现这么多顶尖科学家、涌现这么多原始创新成果？经济观察报曾分别专访这4位获奖者，他们讲述了他们所知道的北生所。 二十年前，决定回国并加入北生所时，邵峰并没有多数人的纠结。他设想了最坏的局面：给我三年时间，如果做不出东西来，我就认了，大不了卷铺盖走人。 彼时，邵峰刚刚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做完博士后研究，两条路摆在他面前：一条很清晰，留在美国，在一个排名前三十甚至前十的大学当教授；另一条并不明朗，回北京，在刚刚创立的北生所建立自己的科研团队，开始独立的研究生涯。 参加北生所的面试后，在发给北生所共同所长王晓东和邓兴旺的邮件中，邵峰写道：能有机会与你们一起，回国推动中国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努力做出世界顶级成果，很有幸。 回国后，邵峰最初研究细菌如何感染和破坏宿主防御，很快，他就带着团队建成了病原细菌感染的遗传研究体系，实验室也成了全球细菌感染领域最前沿的实验室之一。从2007年、2008年开始，邵峰又尝试做一系列新方向的研究。团队的第二个研究是做抗细菌的免疫识别，之后又顺着这个思路，把研究推进到了细胞焦亡的发现、发生机制和功能。像爬楼梯一样，邵峰的研究重心从一个台阶到另一个台阶，也始终走在相应领域的世界最前沿位置。 科学家面临着90%甚至95%的失败，邵峰相信一个古老的道理：失败是成功之母。有时，失败带来的认知提升和能力提高比成功更多，尤其是对于年轻的科研人员，前期太顺了对后面的研究不一定有利。因此，在所里招聘博士后或研究员时，邵峰总会问，做了哪些研究？哪些失败了？ 2015年，邵峰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院士。也是在这一年，邵峰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Gasdermin-D作为炎症性caspase底物来执行细胞焦亡的分子机制，这被认为是20年来免疫学领域20项标志性进展之一。 邵峰觉得，自己能够取得这些成绩，离不开北生所的研究环境。北生所给科研人员足够的自主权，让他们能最大程度发挥创新能力，做出领先世界的研究成果。 北生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也给邵峰的转化之路助益良多。作为在北京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初建时期就已运行的单位，北生所带动了整个园区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因此，邵峰可以更多地了解和接触下游的转化问题。2020年10月，作为创始人之一，邵峰成立了炎明生物，开始依据自己在天然免疫和细胞焦亡机制上的研究成果，开发中国自己的原创药物。现在，炎明生物已经是业内崭露头角的创新药公司。 回忆起十八年前和王晓东那场谈话，李文辉说，北生所的好处在于，它有一个不需保证成功，但能让科学家去试错的机制，去尝试，这一点很重要。这种宽容，给了许多他这样的年轻人心无旁骛“探险”的机会。 李文辉是个“不安分”的科学家。2007年，原本在哈佛大学医学院顺利开展HIV研究的李文辉，想去探索新领域，而且疾病越大、越重要越好。他最终选定了乙肝病毒。 小时候，李文辉住在乡卫生院后院，常常见到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大学时，李文辉曾在医学院传染病科实习，接触过大量乙肝患者。但在美国，乙肝不在疾病谱的前端，支持的基金很少。一天，李文辉和系主任一块喝啤酒、聊天，说起回中国的想法，系主任说：“王晓东建了一个新的研究所，你知道他吗？”李文辉当然知道。他很快向北生所递交了申请。 北生所有个传统，在每周二下午5点到7点举办的研究员讨论会（PI Club）上，几十个科学家在晚餐前一块儿开会，头脑风暴。在这个场合，他们总是直言不讳，尖锐点出同事的研究缺陷。比如，这些东西看起来还是有问题、这一步证据不足、主观成分太多等等。 “每个人都被批评过，如果没有人被批评，这个会就没有意思了。”李文辉说，“有些所外的人看到我们这个会，一下子眼睛都睁大了——你们会上竟然这么直白。” 在所长王晓东和副所长邵峰的带领下，“碰撞”时常发生。没有收到问题和受到批评的研究要么无趣，要么不够前沿。李文辉觉得，经过了内部最严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后，在外参加任何会议时，听到的都是和风细雨。 除了开放的交流，这种固定的学术聚会，还会给科学家们带来灵感。所里每个PI（独立实验室负责人）的研究背景和方向都不一样，有人研究细胞，有人研究发育，有人研究模式生物，还有人研究化学和计算。与此同时，大家又有着同样的科学品味和标准。有时，两种不同领域的“碰撞”会让他们的研究豁然开朗，甚至找到新的研究方向，李文辉曾经的同事柴继杰和周俭民获得未来科学大奖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碰撞”中萌芽的。 2003年一个雪天，柴继杰和周俭民在美国纽黑文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相遇了。在那里，北生所进行了首次公开招聘的面试。 彼时，结构生物学家柴继杰刚刚完成在普林斯顿的博士后工作，正在新的十字路口徘徊；植物免疫学家周俭民已在美国获得终身教职，但希望寻找更多可能。中国正在筹建的北生所成为他们的最优选。 植物和动物一样有免疫系统，具有抵抗病虫害的能力，这早已是植物学界的共识。但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植物的免疫系统如何对抗病虫害、如何在分子的水平行使生物学功能，成了科学家们难以求解的谜题。几次交流后，他们达成共识：常规的研究手段已经穷尽，结构生物学手段或许大有用武之地。 抗病蛋白构成复杂、分子量大且构象多变，解析其结构极为困难，国际上一众科学家多方尝试，也没能有所突破。2007年，在周俭民的配合下，柴继杰解析了第一个弗洛尔抗病蛋白的复合物结构。虽然这只是一个非典型抗病蛋白，但这项工作让二人得以提出抗病蛋白识别病原的“诱饵模型”，这为两人后来发现抗病小体走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十多年后，柴继杰和周俭民在国际上首次完成了抗病小体的发现和功能解析，这被视为植物先天免疫领域的里程碑发现，两人也成为科学家互赢、取长补短的楷模。2023年，他们凭借这项发现获得未来科学大奖时，获奖原因正是由北生所所长王晓东宣读的。 北生所给柴继杰的是一个相当具有诱惑力的offer：200万元科研经费、80万元安家费、30万元税后工资。同一时期，北京大学教授的年薪还不到10万元。不仅如此，北生所还提供一个很宽松的环境，科学家能自由探索研究方向，也不用花时间讲课，集中精力去做研究。 不过，回国前，这些承诺最终能不能都实现，还是未知数。没有人知道北生所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状态。柴继杰告诉经济观察报，他回国时抱着赌一把的心态：“大不了再回美国做博后。” “北生所能一路走过来，是很不容易的。北京市政府能够一直支持北生所，也顶着一些压力。”柴继杰回忆，最初几年里，北生所遇到过不小的生存压力，有一段时间工资推迟发放，有时一些试剂也暂时买不来。 柴继杰认为，建设北生所，在当年是很有远见的事。在对中国科学的影响上，无论是从体制创新、科研成果，还是从人才培养来讲，北生所都拥有位置。比如，在人才培养方面，如果把有多少比例的学生最终能走到科研岗位上作为衡量标准，北生所一定是中国第一。 和柴继杰一样，每年200万元的研究经费也很吸引周俭民。除了金额颇高，更让他心动的是，这些经费不需要打破头去跟别人竞争、去走关系：“我特别怕跟人打交道。在北生所，我专心做事就行了。” 在北生所，周俭民有过一段压力极大的时期。有几年时间，从文章发表到考核期评估，周俭民都在受挫。2007年，他的一篇重要文章被Science拒绝，这之后几年，一系列文章发表都不顺利。2010年，他的团队有一篇地标性的文章，Science、Nature都不收，改投到Cell的子刊才终于发出来。 不顺时，周俭民偶尔会和柴继杰“吐吐槽”。除了柴继杰，他的很多合作者都是在北生所结识的，有充分信任的朋友在身边，能很大程度上帮助他纾解心情。 回头看，周俭民把到北生所当成他学术生涯飞速发展的最重要一步，他认为自己在40岁以后还能得到发展，是北生所为他提供了更高的平台。多年之后，过去在国外的很多同事跟他说：“俭民，你回对了，你现在的研究简直是飞跃。”
